年岁既久，忘了浪漫主义是一场人事，印象中，倒宛如天然自成的精神艳史。

“凡存在，皆合理”，莱布尼茨、黑格尔皆出此言，合什么“理”呢，这样的话说了之后，还好意思说别的话吗。

这是关门时说的话，说完，门关了，这门是墓门。

认知无神论易，认知无真理论难。有真理论仍然是有神论。

社交场中善于辞令，是一种本领。默然，蔼然，萧然，却显得很融洽，是一种本领。说话不多，声调不高，而使人一直觉得你在说话，是一种本领—一因事因人，随机更换此三种本领者，尤见本领。

“五四”时代的白话诗（新体诗、自由诗）是时代的产物，只够佐证该时代的畸型，故系史学范畴的事，而非文学范畴的事。文学没有怜悯姑息可言，夹生饭不是风格。

使爱情的舞台上五光十色烟尘陡乱的，那是种种畸恋，二流三流脚色。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不能不与伪善者周旋时，便伪恶，淋淋漓漓地伪恶，使伪善者却步敛笑掉头而去。

在接触深不可测的智慧之际，乃知愚蠢亦深不可测。智慧深处愚蠢深处都有精彩的剧情，都意料未及，因而都形成景观。我的生涯，便是一辈子受智若惊与受蠢若惊的生涯。

“山”与“看”的三段论公案，事情坏在中间段上，大家假装看山不是山，于是理得心安地去看山又是山了。

“旷达”，仅是有情世界中所可能保持的一种态度，越出这个局限就不成其为态度。多少大智者都旷达到局限之外，竟从来没有人指斥他们的失态、无度。

康德的判断：“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此话可以反说，凡已不复善良者，乃对自然美丧失了直接的兴趣。

爱因斯坦被自然界的数学体系的简洁优雅吸引住了。玻恩认为广义相对论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数学技巧精彩合成的一件瑰玮艺术品。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一千几百年前就有人如是说。

中国乃君子国，小半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君子，大半是凭借礼义而擢残人心的伪君子。伪君子之能千百年占优势、掌实权，正由于有君子在附会他们的势、支持他们的权，因为，君子是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呀，只有到了伪君子责怪君子明于礼义明得不够明，陋于知人心陋得不够陋，君子才叹苦，一叹苦，伪君子便把君子宰了。可见中国的君子之陋于知人心陋到什么地步，连伪君子的“人心”也揣摩不透。

日昨陪几位朋友上博物馆谈谈，在伊斯兰艺术的联室中放缓步趾，我既不知趣又像主持公道地说：“世界早已精致得只等毁灭。”

浪子回头

浪子把头都浪掉了，怎么个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