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个概念在逻辑上真正构成了对立,互为补充,那这二者就从根本上互相包含着对方的意义。纵使智力上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同时理解这两个概念,无法通过对立关系从一个完整概念里找到另一个完整概念的影子,它们各自还是可以闻明对方的许多细节。

人民战争应该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千万不能凝固成一个反抗核心。不然的话,敌人就会发动足够的兵力直捣这个核心,粉碎这个核心,俘虏大批人员。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民众就会一蹶不振,相信大势已去,继续反抗是徒劳的,于是纷纷放下武器。然而,在某些地点民兵有必要集中有生力量,让薄雾凝结成浓雾,最后形成黑云压城之势,而且随时都会发出闪电。这些兵力集结的地点,正如我们说过的,主要选在敌人战区的侧翼。在这些地方,暴动民众应整编成较大军事单位,组织性较强,派正规军军人支持,使他们看上去像正式的军队,使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较大的军事活动。从这些地方向外,越靠近敌人的后方,民兵的力量应不断得到加强,而敌人的后方是薄弱环节,根本经不起民兵强有力的打击。较大的民兵组织应派去骚扰敌人留下的较大的守备部队。这些民兵部队的任务就是引起敌人的不安和忧虑,加深人民战争的整体心理效应。没有这些民兵存在,人民战争就不会给敌人留下深刻印象,整个形势就不足以使敌人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民兵和武装民众不能也不应该用来抵抗敌人主力—或敌人的大部队。他们不是用来攻克核心,而是用来蚕食敌军边缘和外部。他们应只在战区外围活动—一入侵者不多的地方,使这些地区摆脱敌人的影响入侵者前进的时候,就让他们始终笼罩在雷声滚滚的人民战争的乌云之中。没有被敌人征服的民众急切希望武装起来抗击敌人,他们树立的榜样会被临近地区的人民所效仿,反抗的大火以燎原之势蔓延,一直烧到敌人的根据地,威胁着敌人的交通线和生命。当然,我们不要过分信任人民战争的威力,也不要把它看作永无穷尽、无法征服的力量,不要以为就像人类无法驾驭风雨一样,军队也无法阻止人民战争的蔓延。总之,我们不能把判断建立在爱国宣传的基础上,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人们不能像驱逐一队士兵那样赶走武装农民。土兵会像一群牛一样依偎在起,被人统一牵着鼻子走,而农民会四处散开,消失在各个角落,不需要统一安排。这就解释了小型部队穿越山脉、森林或其他难行的地方有多危险,任何时候的行军都会变成战斗。这个地区也许已没有敌军的踪影,但早些时候被纵队赶走的农民可能在任何时刻重新出现在纵队尾部。至于破坏道路和封锁隘口,正规军的前哨或别动队所能用的手段与起义农民的比起来,就像机器人操作与人工操作的相似度一样。敌军唯一能对付民兵行动的手段就是频繁派出护送部队来为自己的运输保驾护航,在所有停留的地方、桥梁、隘口等驻防。民兵的早期活动相对较弱,分遣队的动作也不大,因为害怕兵力分散。但这些分遣队对抵抗的火焰起到了煽风助燃的作用,有时候,民兵依靠人数上的优势战胜了敌军的小分队;勇气和对战斗的渴望会油然而生,紧张局势就会加剧,直到决一胜负的时刻到来。

我们已经说过,理性之路不是由原则和观念组成的简单直线。在实际事务中,总有自由回旋的余地。美不能用横坐标、纵坐标来确定,圆形和椭圆形也不是代数公式造出来的。有时候行动家需要信任自己敏锐的判断直觉,它来自于天赋,在思索中酞酿成形,几乎能在不知不觉中找到正确的路线。有时候他需要简化他的思想,找到要点作为行动准
则;而有时候,他则需要把常规当作拐杖来支撑他自己。

其中一个要点,或者说分析的辅助手段,就是用上全部兵力——始终确保没有闲置军队。如果部分军队驻扎在没有敌人的地方,或如果在敌人打仗的时候,部队在无所事事地行军,那么这些部队就没有得到经济有效的管理。这是在浪费兵力,比使用兵力不当还糟糕。到要采取行动的时刻,第一要求就是所有部队都必须有所行动,就连最不怡当的任务也能牵制住敌人的兵力,降低敌人的整体实力,而闲置的军队在此期间则丧失战斗力。

这些团结一致、充满兄弟情谊、经过千锤百炼、打上战斗烙印的老兵与那些自负虚荣、只靠军队细则和操练拼凑起来的正规军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严厉和铁的纪律也许能够保存一支部队的军事素质,但不能产生军事素质。这些细则和操练都有其价值,但不能作过高估计。纪律、技巧、亲善性、一定的自豪感和高涨的士气这些都是和平时期部队的属性。这些属性值得人们尊敬,但不具备自身的力量,不可以单独发挥作用。它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有处裂缝,就像突然冷却的玻璃一样整个玩完。甚至就连最高的士气,初遇打击,都可能立刻转为沮丧,变得过度恐惧。法国人称这为“ sauve quipeut”(抱头鼠窜)。这种军队只能靠指挥官的素质取胜,靠它自己是不行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地加以领导,直到经过一系列的胜利和艰难困苦之后,这种军队的内在力量终于充满它的外部盔甲。我们不要把真正的尚武精神与军队的情绪混为一谈。

尚武精神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要素。缺了这种要素,就得有别的要素来补充,比如指挥官的出色才能或民众的热情,不然的话,就会得不偿失。这种精神,这种优秀的品质,这种矿砂中提炼岀来的精华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事例了解:亚历山大领导下的马其顿帝国、恺撒领导下的古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內塞领导下的西班牙步兵、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世领导下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领导下的普鲁士军队、波拿巴领导下的法国军队。这些统帅的辉煌战果和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英明伟大,只有在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辅佐下才能崭露头角,谁要是拒绝承认这点,他就是故意无视一切历史事实。

这种尚武精神只出自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才能培养出尚武精神。一方面是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军队经常最大限度地忍受艰难困苦。没有其他方式更能让士兵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能。统帅越习惯于高标准要求他的土兵,他就越能倚仗他们的积极响应。军人为自己能克服艰苦环境感到自豪,就像他们为自己能战胜危险而自豪一样。总之,
种子只会在战事不断、环境恶劣的土壤中生长,还需要胜利带来的温暖阳光。一旦长成粗壮的大树,它就能在厄运和失败的狂风暴雨中生存下来,在怠惰懒散的和平环境里至少也能活上一阵子。因此,虽然这种尚武精神至少可以延续好几代人,甚至在平凡的将帅手下、长期的和平时期也能生存下来,但这种精神只能在战争中显现,在英明伟大的统帅手下创造出来。

战争是特殊的活动,与其他人类的活动不同,即使战争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残疾的人都能参军,但它仍然是一种特殊活动。军队的军事素质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吸收了战争活动的精神实质;接受过训练,具有战争所要求的各种能力,其能力已成为第二天性;将自己的智力运用到每一个细节;在行动中能收发自如,能完全把自己的人格投入到指定的任务中去。

事实上战略家使用的手段和形式都很简单,因经常重复而被人所熟悉,以至从常识角度看,批评家煞有介事地讨论它们似乎是很可笑的。例如,被人用滥了的朝敌人侧翼迂回的做法,被批评家当作天才的表现、最透彻的洞察力,甚至知识最渊博的表现来欢呼喝彩,这不是很荒唐吗?

更可笑的是,这些批评家通常在战略理论里剔除所有的精神因素,只考察物质因素。他们把所有一切归结于几个数学公式—平衡与优势、天时地利,归结于几个角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都不够成立一道小学生做的数学题。

但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很简单,难的就是把握里面所包含的精神因素。尽管如此,智力的复杂性、因素的极端多样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战略的最高领域才冒出来。在那个层次上,战略、政治和治国之道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已经说过,在那个层次上,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大于对行动方式的影响。如果在战争的大小事件中行动是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因素就会减少到最小程度。

以切战略都很简单,但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如果从政治条件的角度来看,战争要达到何种目的、该怎样去实现这个目的都已确定,那么制定作战方针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要坚定不移地把作战方针贯彻到底,不因各种干扰而偏离方向,就必须有坚强的性格、异常清醒、执著的头脑。就拿那些杰出人物来说吧,有的以智商高而出名,有的以敏锐的头脑而出名,有的因为敢作敢为或意志顽强而为世人著称,但没有人能对这些品质兼收并蓄,成为超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然而,我们越是从总体追索至细节,就越不能从遥远的时代找到典型事例和经验。我们无法正确地估计当时的相关事件,也无法用它们来解释我们现在使用的完全不同的手段。

不幸的是,作家总是不加掩饰地喜欢援引古代史例。这到底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招摇撞骗,我们不得而知。这样的做法里面看不到想指导他人、说服他人的诚意和热切的努力。因此这类引章据典纯粹就是掩盖不足和缺点的装饰品

虛荣心驱使那些批评家把研究当作一种思想的夸示。

第一种常见的错误就是把狭隘的体系当作至尊法典,把它们滥用到令人尴尬、难以容忍的地步。要看清这些体系的片面性一点不难,它们那所谓的永远正确也就不攻自破。不过,这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限的,因为这些体系毕竟不多,危害性也相对小些。

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于充斥这些体系的行话、术语和比喻。它们无处不在,像不法暴徒和散兵游勇一样四处骚扰。批评家即使不准备采纳某种体系，也仍然会把体系中的一鳞半爪奉为圭臬,作为指责指挥官错误的依据。很少有批评家不用科学军事理论中的零星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军事理论中最不重要的部分——纯粹的术语和比喻,往往不是别的,只是批评论述的装饰品。不可避免的是,所有特定体系中的用词和术语一旦脱离了该体系的语境,被当作一般公理或至理名言来使用,就会失去它们本来的意义。

批评家的第三大败笔就是炫耀自己的博学和误用历史事实。我们已经提到过战争艺术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我们对史例和一般战争史的看法会在后面章节加以阐述。一个随便引用的史实有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从遥远的时代和国度找出三四个例子,把它们从完全不同的情形中剥离出来,堆砌在一起,只会造成判断混乱,什么也证明不了。在光天化日下,它们只是一堆垃圾,但作者却拿它们来炫耀自己的博学。

这些含糊不清、似是而非、混乱不堪、主观臆断的概念究竟有什么实用价值?几乎没有。它们使理论从一开始就脱离实际,那些军事才能不容置疑的人只会把它们当作笑料。

如果理论能够简明直接地考察作战中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不作虚假的声明,不把科学惯例和历史事实作为炫耀的资本,不与那些凭天赋作战成功的人脱离关系,那么,理论就不会出现上述的弊端了。

最后,我们不想冒昧地对高级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乂,就让我们声明人的智力(这个措辞的一般意义)是有差异的。如果要问哪一种智力倾向最有可能具有军事天才的素质,经验和观察会告诉我们,是喜欢探究的智力而不是富有创意的智力;是综合性的方法,而不是专门化的方法;是冷静的头脑,而不是神经质的头脑。我们在战争中往往选择
这样的人,把我们的兄弟、孩子、国家的安全和荣誉托付给他们。

真理本身不足以让人行动起来。从认知到愿意行动、从了解到能力之间要跨上一大步才行。最大的行动动机是人的情感。我们逐步认识到当机立断、坚定不移、坚贞不渝这些品质后面是智力与性情的完美结合，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而这种结合就是获取强劲支持的源泉。

显然,性格坚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稳定的性情,大多数具有情感力量和情感稳定的人因而也是性格坚强的人。

性格坚强容易蜕变成顽固。在具体情况里,这条界线很难划分,但在理论中当然很容易界定。

顽固不是智力缺陷,它来自于不愿承认自己错了。把顽固归结于智力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智力是判断力的基础。顽固是性情方面的缺陷。顽固和对相反意见的不宽容来自于一种特殊的自负,这种自负把自动生成的智力所带来的愉悦提到高于一切的地步,并要求其他人对其表示敬意。这也可以叫做虚荣，不比虚荣好多少,虚荣只满足于面子上的风光,顽固则要求实际的认可。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一个人在反对其他观点时不是从更高级的洞察力或从更高原则的角度去反对,而是本能地反对,那么,性格坚强就会蜕变成顽固。不得不承认这个定义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能帮助我们避免把顽固解释为坚强性格的更极端形式。顽固和性格坚强有根本区别,它们密切相关,但一个决不是另一个的更高级形式。我们甚至可能发现极其顽固的人愚钝笨拙,性格中已没有多少坚强成分。

纷至沓来的生动印象、情报和观点带来的疑虑,使得人类活动中没有哪一种像战争那样剥夺了人的自信心和对他人的信心,让人偏离既定的行动方针。

在可怕的痛苦和危险面前,感情很容易压倒理智,在这个精神迷雾中,很难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见解,改变主意成为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事。行动只能凭本能,一种对真理的感觉。因此,战争中的意见分歧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尖锐,新观点不停地猛烈冲击一个人的信念。任何镇静的态度都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新的印象太过强烈、太过生动,不断困扰人的情感和理智。

只有那些产生于深刻明察的普遍原则和态度可以综合指导行动。有关具体问题的见解只有扎根于这些原则和态度中才行。困难在于如何在事件和新观点的漩涡中坚守这些思想的产物。常常在基本原则和实际事务中存有很大的距离,难以靠一系列的逻辑推论来跨越。于是,我们需要适度的自信心,某种程度的怀疑也是有益无害的。往往需要一个必要的原则,它不是直接思维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支配思维过程的。这个原则就是在一切产生怀疑的情形中坚守自己最初的看法,决不轻言改变,除非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人们放弃它。对于经历过考验的原则,必须对其压倒一切的真实性怀有强烈的信念,而对于生动鲜明的瞬间印象,我们不应忘记它们所包含的真理只是过眼烟云的东西。在充满疑虑的关头,优先考虑我们的早期信念,坚守这些信念,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可称为性格坚强的稳定性和一贯性。

我们再重复一遍:性格力量(坚强)不只在于有强烈的感情,而在于从强烈的感情中取得平衡。即使在狂暴的情感中,判断能力和纪律仍应该像船上的罗盘那样发挥作用,无论惊涛骇浪,仍在记录着最细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