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团体让华盛顿压得喘不过气来。它们基本就只会喊一个口号:“这不够,我还要”,哪怕这意味着为这些庞大的隐性负债和赋税埋单的将是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这
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经典诠释。如果被写入宪法,它应该被归于不道德行为之列。
我们的下一代没有被代表。我们的未来没有被代表。很明显,我们急需一个新的特别利益团体，一个维护未来利益的团体,一个代表我们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利益的团体。
遗憾的是,对政客和大多数人来说,应对这些挑战无法一蹴而就。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并且不论何种方法都涉及一个东西,那就是牺牲。在这个时代,“牺牲”恐怕是美国政治语言中最难出现的词汇了。
另外,我们总倾向于把责任全归咎于政客们。我们指责他们没有勇气带领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然而,作为民众的我们(也就是你、我、他)其实也亟待成为有领导能力的被领导者。如果领导人不比选民更加高瞻远瞩,那我们选民就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站得更高。我们必须改变现在的政治制衡体制。我们必须想办法确保我们的领导人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采取主动。如果他们想无为而治,那后果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在这些难以应对的挑战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政治体系,不分黑白、盲目袒护自己阵营是不好的风气之一,但不正之风还不止这些。
和我们国父曾经憧憬的政治体制相比,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已完全变味儿。他们的理想是,政治代表能把议院看做一个为达成特定目标而举行集会的临时场所。开完会后,大家继续各司其职。农民继续做农活,律师继续办案子,商人继续跑生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动生成的任期限制。但而今,我们的政治代表们并没有把这些工作看做临时性的,而是把它当成了事业,且为了保住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惜
向公众撒谎。
正因如此,我们的政治领导关心的不是下一代人,而是下一届选举。每当问题影响广泛且无法回避时,政客们就想法子麻醉民众思想、误导民众判断、转移民众视线,可谓无计不施。总之就是不会明明白白、老老实实地向民众交代我们正面临何种挑战、我们该如何解决,也不会愿意带领民众共同应对这些挑战。他们以为,我们变成了一群贪心不足、急功近利之人。我们想拥有一切,我们想马上拥有切。我们不愿舍弃,也不愿意付出。很多时候这些政客并不像国家领导,倒更像教唆分子、阴谋家,他们让我们被蒙蔽双眼、被掐住喉舌,并从此在欺骗中生活、在沉默中渴求。
撒切尔夫人可谓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位成功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领导人。我曾经请教她:为何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发达国家未能取得类似的成功?这些国家领导的脑子在想些什么?他们都经历过怎样的政治生涯?她干脆地回答我说,他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何必鹬蚌相争,而让渔翁得利?”在我们美国
的民主政治中,对这种投资大、收效晚、费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取了个代名词
“无果花”,即:任何在我任期内的改革都是只开花、不结果的无果花。

10年前当我们还在芝加哥时,我得到了几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我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来自于我曾做过精神分析的经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疗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风靡一时。进行精神分析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眼界开阔”和“知识分子型”的人实现自我意识的种方式,他们也可能是要借此寻找一些谈论的话题。记得我决定按圈内人的说法“躺上长榻”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似乎将进行精神分析看做是内心软弱的表现,当然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敢于进行自我探索,源于自己可以应付任何自我发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此,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拼接我不完整的记忆,分析我所做的梦,并试图用这一切来解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对我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医生来自古典的非指导性学校,因而他很少提示或干预我的思维,而是让我自己在精神的田野上随意漫步,并挑出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风景片段。这是一个有益的经历,但难以用言语表达。

10年前当我们还在芝加哥时,我得到了几件超现实主义风格的艺术作品。我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兴趣来自于我曾做过精神分析的经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疗法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
风靡一时。进行精神分析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眼界开阔”和“知识分子型”的人实现自我意识的种方式,他们也可能是要借此寻找一些谈论的话题。记得我决定按圈内人的说法“躺上长榻”完全是出于好奇心。一些人,尤其是男人,似乎将进行精神分析看做是内心软弱的表现,当然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敢于进行自我探索,源于自己可以应付任何自我发现,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因此,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回顾我的童年时光,拼接我不完整的记忆,分析我所做的梦,并试图用这一切来解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对我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医生来自古典的非指导性学校,因而他很少提示或干预我的思维,而是让我自己在精神的田野上随意漫步,并挑出自己感到最有意义的风景片段。这是一个有益的经历,但难以用言语表达。

个秋天的周末,离大选还有一段日子,我和白宫越来越深的隔阂明确地显现了。那天,我和萨莉前往凯瑟琳·格雷厄姆在弗吉尼亚乡村的格伦·韦尔比农庄,参加聚会。到场的客人包括富有传奇色彩
的杂志编辑克雷·费尔克( Clay Felker)和通过编纂一章国防部文件而前途光明的外交新星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Richard Holbrooke)。正当我在农庄打网球的时候,克雷的一位助手过来通知我,说一名白宫官员在电话那头等我。霍尔德曼用无所不能的白宫电话总机找到了我。他就某一不重要的事情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已经忘记那回事儿了,但我知道发现我在敌人的阵营娱乐令他很不高兴。尼克松阵营的理论是,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很早的时候,我就向尼克松阵营的人表明,我想拥有怎样的社交生活是我自己的事。

总统也对我的社交很不满意。不久以后,大选尚未开始,我向他简要报告我所预测的能源危机。我认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很可能会受政治因素和利益驱动,大幅提高石油价格,或者禁运石油,这将更糟糕。此外,我还对尼克松说,能源问题应该和安全问题及贸易问题一起被放在国际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但是总统似乎对此毫无兴趣。我感到在我讲的时候,他摆出的是一张满是挖苦的脸。等我说完,他撇了撇嘴,声音中带着嘲讽地说:“很好,彼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分析。你那些乔治城鸡尾酒会上的朋友对此可能也会感兴趣。”

其实,我早该从这些讯息中知道,我的商务部长之职朝不保夕了。当你在华盛顿任高官的时候,让你辞职的往往不是你邮箱里的一张解雇通知书,你要自己领悟。当乔治·舒尔茨告诉我白宫对我“不安”的时候,我才最终确切地知道上头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要么狼狈地离开,要么优雅地离开。我选择了后者。

在谈判以外,我还通过在那里生活所得到的证据,确认了我早先对苏联的分析,包括苏联在生产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上的不足。类似贝灵巧生产的电影摄像机是我最熟悉的消费品。在俄罗斯,我参观了几个摄影馆,把那儿丿的摄影器材与贝灵巧的做了个比较。参观的结果令我惊讶不已。那儿丿的摄影机起码落后两代了,它们不可能在世界竞争市场上卖出去。不仅如此,苏联人还没有对产品研发进行投资。很明显,那里的摄影机盗用了贝灵巧老式的设计和专利。
在这次谈判之旅中,我还获得另外一个证据,证明苏联的经济在结构上是有缺陷的,而且毫无竞争
力,根本不是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我知道苏联的农业消耗了巨大的资源,尤其在对农业机械的投资
上,可问题是他们的农业生产力只抵得上我们的9%。
在一次晚宴上,我坐在一位熟悉内幕的苏联农业官员旁。豪饮伏特加后,他醉了。当我委婉地跟他
说苏联的农场机械看起来似乎“没得到充分的利用”后,他开始大肆攻击共产主义。我想每个资本家听
到他的话后,都会感到很自豪。他一边继续摇摇晃晃地往杯里灌上伏特加酒,一边说他参观过美国的农
业区。在艾奥瓦州的玉米地里,他看到农机设备会一连工作几个小时。而苏联农民是不会这么做的,因
为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农田的产量与他们没多少关系。再说,苏联农民也没有农业机械的所有
权。有时机械可以运作,有时它们则会有故障。即使出现故障,他们也不会想办法把它修好。他们会选
择回家,就当这一天的工作做完了。苏联的经销机构也不依靠信誉和优质服务换取未来的生意。因此没
人负责服务消费者和农民。除此之外,苏联有一个负责生产农业机械的部门,机械部件则由另一个部门
负责。因此,农场机械和它们的维修并不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不能保证它们在生产粮食时的生产力。这
些呆板的部门设置还与混乱的分配制度有关。这种分配制度使得数以百万吨的粮食经常烂在农田里。

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与亨利·基辛格日益亲密的友谊。刚来白宫任职的时候,亨利对我有所防范。正
如他后来在回忆录《白宫岁月》( White House Years)中写的那样,理论上我的上岗意味着他权力的
削弱,但是,我们很快就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也学会了相互欣赏(我是这么认为的)。
此外,他后来证明了他学习国际经济学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当这块知识与关键的外交问题和外交政策关
系相交叉的时候。最终,他热情洋溢地接受了这个潜在的联系: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相结合能产生最大
的效果。像我们这种关系最终发展成为友谊,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只是亨利喜欢广交朋友和了解广泛意
见的性格与我不谋而合。他在乔治城的社交圈里游刃有余。乔治城社交圈是因波托马克河畔的雅致古屋区而命名的。很多成员都住在那边。我和亨利是在这个社交圈里活动的唯一两名白宫官员。在那里,我们与那些新闻舆论界的人士交往,如凯瑟琳·格雷厄姆、任职于《纽约时报》的“苏格兰仔”詹姆斯雷斯顿( James reston)、专栏作家兄弟斯图尔特和约瑟夫·阿尔索普( Joseph Alsop)、罗伯特·肯尼迪的遗孀埃瑟尔、华盛顿女主持人波莉·弗里奇( Polly Fritchey)及她的评论员丈夫克莱顿、琼布拉顿( Joan Braden)和汤姆·布拉顿( Tom Braden)夫妇,汤姆·布拉顿离开阴谋密布的中央情报局后,他们夫妇进入了新闻舆论界。

那贝灵巧和拍立得公司为什么不直接面对技术危机或抓住机遇兼并视频技术公司呢?原因是:第一，我们的核心技术能力不在电子技术方面,贝灵巧在机电技术方面在行,拍立得在光化学方面拿手,这两者都与电子技术大相径庭。如果不了解尖端电子技术,任何公司都不可能对未来有把握。

我们中有太多的公司都具备自己的核心能力,很难接受在“我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具有稳固历史的行业中自己居然被新来的占了上风的事实。

第二,“兼并”一家具备新电子技术能力的公司也有反过来被这家公司占据主动权的风险,没有几家公司的管理层希望承担这种风险。于我而言,我非常关心并愿意接受电影行业的这种发展趋势。然而,索尼和松下并不需要贝灵巧。他们已经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拥有了自己的视频产品专家,占据了各自的市场份额。

还有,靠别人的新技术来构建自己的整体技术是相当费钱费力又冒险的事儿。我们到底该不该试着通过兼并掌握新技术呢?很明显,考虑到最终收益,答案是肯定的。

麦克纳马拉准备了充分的数据资料。这是他一贯的声誉—用数字加重砝码。在布鲁金斯,他用数据说明美国正嬴得对越战争的胜利。他给大家演示了计算机分析的历史上叛乱战争的数据。这“证明了当正规军的数量超出叛军数量一定比例时,正规军总会获胜”,他说。

至少从两方面来讲这种数据分析是有缺陷的。

首先,它忽视了叛军的思想差异。越南叛军要比60年前美国在菲律宾打仗时所面对的叛军有信仰得多。法军在越战中已经失败了。那些叛军难以置信地愿意为自己的信念作战甚至死亡。许多年后,当我和大卫·洛克菲勒组成一队,通过外交关系协会访问那时已经和平的越南时,这一点得到了更为形象的印证。东道主带我们看了那些隐藏的地道。CA的调查显示,有7000多名越南士兵秘密居住在那恶劣的环境中,为防被美军军犬发现,他们还在地道入口附近的树丛周围撒上防狗粉。大卫·洛克菲勒、凯瑟琳·格拉汉姆( Katharine graham)山和我爬进过那些地道。当我们爬出来时,一向衣着得体的大卫看起来蓬头垢面,而凯瑟琳则一点儿丿也不像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女人。我们在震惊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打动——人类居然能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那么长的时间。其次,麦克纳马拉的分析忽视了数量。他假设他输入计算机的叛军数据是准确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得知这些数据究竟准确与否。没人知道藏在地道里的叛军到底有多少。

这是个活生生的“因错果即错”的例子,它过于简化了其中的种种因素。这无论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给我上了一课—不要单纯依靠数据。要做决定,质量因素比如动机要重要得多,特别是当数据库中的数字很可能不正确的时候。

1958年年末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两岁的吉姆坐在卧室里看电视,寻找他最喜欢的卡通节目。当时还没有遥控器,转动频道调节器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个频道在播放纪录片。于是,我没顾吉姆的号叫锁定了这个频道,因为这个频道让我着迷。这个频道播出的是一个介绍中国的节目,是自1948年以来第一个描述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思索着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会在星期六早上的卡通节目时间播放这个纪录片,那个时间段很少有成年人坐在电视机前

记得数月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默罗( Edward
R. Murrow)曾慷慨激昂地批评各大电视广播公司把周未重要的新闻节目降格为一种“知识贫民区”。他主持的公共事务系列节目《现在请看》因质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推动的反共政治迫害而名声大噪,但由于赞助商美国铝业公司的退出,这个节目的时间档已被智力竞赛节目《64000美元问题》所取代。

1958年年末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和两岁的吉姆坐在卧室里看电视,寻找他最喜欢的卡通节目。当时还没有遥控器,转动频道调节器的时候,我发现其中一个频道在播放纪录片。于是,我没顾吉姆的号叫锁定了这个频道,因为这个频道让我着迷。这个频道播出的是一个介绍中国的节目,是自1948年以来第一个描述中国的电视节目。我思索着为什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会在星期六早上的卡通节目时间播放这个纪录片,那个时间段很少有成年人坐在电视机前

记得数月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默罗( Edward
R. Murrow)曾慷慨激昂地批评各大电视广播公司把周未重要的新闻节目降格为一种“知识贫民区”。他主持的公共事务系列节目《现在请看》因质疑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推动的反共政治迫害而名声大噪,但由于赞助商美国铝业公司的退出,这个节目的时间档已被智力竞赛节目《64000美元问题》所取代。

那时,年少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父母的行为所蕴涵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回馈社会。可我的父母从未在美国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除了最宝贵的礼物—一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国家所提供的机会。由于这个机会,他们有了今天的生活和成功,他们认可文明社会的契约—这是一条双向的马路,有来有往,通过帮助那些时运不济的人,包括那些近在咫尺和远在天边的,他们答谢了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礼物。

父亲过世后,母亲变了,与我先前所熟知的她判若两人。成为寡妇后,她很快乐——一种我以前从未见
过的快乐。她说话的声音变得轻松而愉快。那些与她一同在希腊长大的表兄妹们都说她又变回以前那个维妮夏了。最终,她摆脱了我那专横的父亲对她的束缚。

父亲的兄长尼克是第一个去美国的。1912年,他在密尔沃基的一个肉类加工厂找到了王作,因此能够汇钱支付父亲
去美国的船票。那一年,泰坦尼克沉没了,而父亲所乘的船却安然无恙。他处在船腹深处,恶臭异常,这令他十分想呼
吸新鲜空气。通过爱丽丝岛,他进入了美国,随后前往密尔
沃基。办完移民手续后,他立即与尼克会面。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水果摊小、贩。然而由于听不懂顾客说什么,这份工作泡汤了。举个例子,有顾客说要“拿几个苹果”,他会把一麻袋苹果举到摊台上。然而,很快尼克就为他在同一个肉类加工
厂找了一份工作。这是父亲脱离穷困所参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把牛蹄和牛角放入碾压机里加工成肥料。即使是在今天,很多移民者也愿意做这类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在美国立足是那么的重要。让人室息的粉尘从碾压机中飘出,工人一手往机器里放原料,一手用湿布捂紧鼻子。保持这些姿势使他们的手臂和肩膀酸痛无比。这几乎令父亲要放弃工作返回希腊,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并晋升到切肉的岗位。在这岗位上,他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把猪和牛切成块。之后,他又换到铁路局工作。正如尼克所做的那样,他把名字改成了彼得森。如果以后后悔改名了,他可以怪罪联合太平洋的记时员,因为他们说每次父亲讲自己的名字,他们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父亲继续负责铁路工人和马戏团员工的饮食,存下了一些钱,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咖啡店的创建上。此时的他已成长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期望找到一个能共结连理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