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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激荡三十年》修订版。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作者站在民间的角度，以真切而激扬的写作手法描绘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吴晓波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定价：45.00元
  • ISBN：750864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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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
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cold in 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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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9-06-1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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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物资生产和分配全由国家来调控,当时的年度计划会议要开几个月,担任过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综合司司长的朱之鑫回忆说:“那时候搞计划可以说像骡马大会,非常的厉害。你比如说一个煤矿,我采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报上来,坑木怎么办呢?我又要去林业部门看它有多少木材,采集这个可以分给煤炭行业多少,然后再到铁路部门跑运输,就这样做计划。”很显然,这是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的井井有条。但是,这种计划经济对效率的排斥和漠视却已经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了。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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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5-07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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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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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袁庚应该是在他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名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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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墙》1980年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大江南北风调雨顺,举国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24岁的北京诗人顾城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诗很短,只有区区的两行,却如原子弹一样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积压已久的情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倾诉,个人意识的苏醒在这两行诗歌里毫不隐藏地显露出来。所有的人似乎都开始意识到,
这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开始。
庚疏摘 //诗歌，真的是感情的凝结。稍微感受一点都是汹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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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先晚年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平日无人记挂,到了某些纪念日则有媒体上门采访一二。很多人以为,他当年若一直在实验室工作,将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他自己则说了下述的一段话:“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陈春先是一个倔强的四川成都人。他很应该被人长久地纪念。
互联网上有一个专门的陈春先纪念网站http:// vww chenchunxian com。除了几个知情人,那是一个几乎被彻底遗忘的网站。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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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措施,在客观上造成了两个事实,一方面,它有效地控制了宏观经济的方向,避免了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定,另一方面,它也使刚刚萌芽的乡镇企业遭受到了第一次寒流,几乎所有在1980年前后创办的企业在1981年度的经济指标都是下滑或停滞的。
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上的变化,更涉及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原本就对宽松政策颇不以为然的人们找到了攻击的武器。而他们攻击的第一个目标物,就是刚刚在南部方兴未艾的特区。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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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项风格,对华南经济的复苏和开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后世有“任、项二人以一已之力推动粤、闽发展”的公论。而令人扼腕的是两人结局却均不太妙。
任仲夷在广东干了五年,年年风雨飘摇,还多次向中央写检讨书，1985年,他退居二线。
项南却没能“平安着陆”。1986年,受他一力扶持的闽南晋江地区爆发“假药案”,受此波及,他被中央罢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因经济事件受免职处分的封疆大员。
1997年11月,项南去世。有人为他写传记,书名曰《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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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山小榄,乃至中国沿海各地,到处游荡着“梁伯强”,他们是中国田野上无数朵渴望致富的漫漫野花。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与1979年底的10万户相比,整整增长了10倍。春天真的已经到了,尽管没有歌曲里唱的那么浪漫。
一叶飘零 //改革的口子一打开，即使天气压抑，依旧阻挡不住私人企业在春天的号召下纷纷破土而出。所以，对国家领导人来说，真的很难。大坝开了个口子，就难堵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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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历史从来浩荡向前。“八大王”身份渺小,命运如蚁,举重若轻的“符合中央精神”六字似乎已算是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一叶飘零 //大人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小人物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八大王”终究还是小人物，沉沦在了历史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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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便是这样的一个年份:计划经济的闸门已经被撬开,民间的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正四处漫游,致富的渴望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让人稍稍有点不安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清楚地明白改革是唯一出路,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未来的中国和我们的生活将变成一副怎样的模样。
5月,中国最好的话剧团北京人艺将阿瑟·米勒创作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在中国上演的外国戏剧。由英若诚扮演的主人公威利·洛曼每天都要带着两只特大号的样品箱开车去四处推销。他已经50多岁,筋疲力尽,仍为贷款所迫,不能休息。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所面对的,是失业、压力和一败涂地的人生。最终,洛曼在落寞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对1983年的中国观众来说,或许能够感受阿瑟·米勒所带来的艺术享受,但却无法真正切身地体会人物的内心挣扎。若干年后,当商业的幽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的时候,人们才可能真正体味到威利·洛曼式的悲凉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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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把步鑫生推向全中国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又发表了《步鑫生沉浮录》,对之进行多方面的解剖。有意思的是,一向与新华社步调一致的《人民日报》此次唱起反调,它发表了《一人沉浮,千夫评说》,对步鑫生的免职及相关报道提出责难。很快,这场笔墨官司演变成人们对“改革典型”的反思,步鑫生的沉浮让人清晰地看到,过去那种树典型的政治化做法根本不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它不仅使“典型”自身陷入疯魔,也让当政者非常尴尬。自此之后,宣传部门对企业家典型的宣传便显得小心翼翼起来,这倒可以算是“步鑫生神话”的一个预料未及的遗产。
一叶飘零 //从被立为典型，到被免去厂长职务，仅仅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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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列的年份。“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次下海经商浪潮,这是第一次,其后两次发生在1987年和1993年。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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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让周耀庭铭骨难忘,20年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采访时,他对着镜头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私生子”的说法,难听了一点,但却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为了严格执行双轨制,保护体制内的国营企业,3月,国务院还发出一个严厉的禁令: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单位经营,不准套购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不准任意提价,不准以任何形式索取额外收入,对投机倒把者,要坚决制止严厉打击。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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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众口为证。他在任职期间,努力于肃清“文革”后遗症,将岛上的所有“右派”都平反了。他有亲自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社会舆论对雷字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非常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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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农村,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工人,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没有。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民是怎么占有市场,并击败装备精良(至少有设备、有工人,还受到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国营企业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们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从国营企业那里“借”来的,他们的很多设备是国营企业淘汰下来的,他们的技术是城市里的工程师在周末偷偷下下乡传授的,他们的工人有不少在国营企业里受过最基础的培训,而他们的市场往往是国营企业不屑做的。这就是“创世纪”的状态,乡镇企业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农民创业者比城里的厂长们更热爱他们的企业,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事业”。这种态势到1986年已经发展得非常清晰,跟鲁冠球们的方兴未艾相比,国营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乏力,已经日渐成为一个很难逆转的事实。在这一年的报纸新闻上,出现最为频繁的字眼是“联营”。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们冲进了城里,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国营工厂里闲置的机器设备,它们被搬进粗粗建成、还没有粉刷过的厂房里,日以继夜地隆隆作响——与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够得到国家贷款支持的国营工厂正在大量购买先进的外国设备。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接受农民厂长们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坐上停在家门口的小汽车卷着图纸到乡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欢迎的方式是,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达成联营的协议,这样就可以用少量的资金获得后者的技术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带流传着一个关于“星期日工程师”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萧山县一个叫徐传化的农民创办了一家生产液体皂的化工厂,他请了杭州国营大厂里的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后者经常在液体皂加工的最后一道程序时让徐家父子走开,独自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结的液体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几口大缸里的液体皂生产过程。在支付了几年技术服务费后,徐传化决定花2000块钱买下那个神秘配方。在付了钱后,技术员告诉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实就是盐。传化集团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印染助剂生产企业之一。
一叶飘零 //更像是亲儿子穿旧的衣服给了领养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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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现状确实正是,全民性的心态失衡已经暴露无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普遍不满,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广东人称之为“炒更大军”据当地的一份调查称,国家职工从事“炒更”的已达27%。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在中国采访时发现,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营企业的职员,大家都热衷于用公家的设备赚取外快,没有人对本职工作感兴趣,报道说:“眼下在中国受益的有两种人,勤奋聪明善于钴营的人,和贪污枉法的奸诈小人。”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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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5-2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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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月份,国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它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价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现象一直没有杜绝。2005年,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计划配票权”,把大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自已的合作者,然后加收“手续费”再投放市场,“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运期间加30元”。刘靠倒票及受贿,9年非法得4745万元。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时说,“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
一叶飘零 //市场经济时代，价格是最难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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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并借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邓公侃侃而谈。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人亲手发动了中国的经济变革,在过去的11年里,他遭遇险滩无限,始终信心满满,他告别政治生涯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仍然坚定于改革的继续,这无疑给全国的改革者以无限的信心。更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三年后,他还将以一种十分新奇而意外的方式,再次启动中国经济快车的引擎。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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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5-2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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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以及发生在1989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低迷,让中国的决策者对未来的改革模式有了新的思考。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1989年,邓小平曾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新年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稳定压倒一切”与“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都是邓小平的改革名言,细细咀嚼,其中意蕴一以贯之。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让全世界对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调控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中国经济并没有在通货膨胀中继续失控地滑行,而是迅速地从过热中冷却了下来。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用《纽约时报》的话说,“物价狂涨几乎可以跟1949年共产党接管这个国家时相提并论”。然而,到1990年6月,物价指数就已经降到远低于危险界线的3.2%,抢购风潮退去,社会恐慌心理随之就平静了下来。

在通货膨胀被强行控制住之后,消费的持续低迷立即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苦恼。老百姓开始持币惜购,银行存款猛增,所有消费品和物资市场一片萧条。从7月开始,一个新名词开始被频频讨论—“市场疲软”。到八九月间,全国的工业成品库存积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达到1067亿元,而国家预算内国营工厂的库存更是增加了45.9,实现利润下
降56%,平均每100家工厂里就有33家出现亏损。
JOJOer //怎么从价格闯关失败中稳下来的，没讲透。 回头看看八次危机这些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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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融在1991年前后的这一系列资本操作,已经表现得非常娴熟——以少量资金控股资本质量良好却暂时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在免税天堂设立“壳公司”、以“中国股”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现。跟喜欢高调行事的牟其中相比,其精妙圆融和国际化特征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两人共同的特点则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计划体制削弱过程中的机遇都试图用各自的霹雳手段火中取栗,攫取财富。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这将成为无数商业奇才崛起和沦陷的重地。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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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苍令中国这头巨狮沉睡了很久,但它还是怜悯的。它让这个国家在1949年结束了漫长而残酷的战乱,然后举全民之力开始了一场颇有点军事色彩的农业和重工业建设,在1978年以后,它又让国家的成长主题从主义之争重新回到经济发展的轨道上。于是,在十多年之后,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蹿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了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十年,或互联网的浪潮提前十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JOJO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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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5年里,观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动力,哪些地方的民众率先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哪里就将迅速地崛起,财富向观念开放的区域源源地流动。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从“违法”开始的,那些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规定成为改革的束缚,对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进步,这直接导致了一代人对常规的蔑视,人们开始对制度性约束变得漫不经心起来,他们现在只关心发展的效率与速度。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正成为中国企业史的一条公理:“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
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一叶飘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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