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投入到问题中的时候，问题解决者还有可能忽视另外一件事情。在为解决问题而惊叹不已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自己是不是能在道德上支持某一解决方案。一个人眼中的罪行在另外一个人眼中可能是美德。

也许我们应该冒着显得多愁善感的风险，引用一句波洛涅斯①的话：

首先，对自己要忠实。

在这件事上，为了忠于自己，必须在接近一个解决方案，甚至是一个问题的定义之前就考虑到道德问题，并抛弃掉感性的因素。这一类的考虑永远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无论在从业者看来解决问题是多么引人入胜，这永远不是一项道德中立的活动。

答案可以部分归结为人类的一种倾向——习惯化，即当一种刺激重复出现时，人类对它的反应逐步递减。习惯化使人们能忽略环境中恒定不变的东西，从而简化自己的生活。当人们生活的小环境中刚出现什么新事物时，刺激性是非常强的。如果它停留一小段时间，既不制造危险也不创造机遇，就会变成“环境”或者背景的一部分，最终被完全剔除出去。

人们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做好，但永远有足够的时间重新来过。

可是，因为并不是总有机会重新做一遍，你必须做得更好。换句话说，

人们永远设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到底是不是想要它，但永远有足够的时间去为之后悔。

能够佐证这一错误想法的一个例子是人们普遍相信“解决问题”是一件大事，这个例子包含着微妙的矛盾。有很多人告诉我们，“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解决问题。”瞎说！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知道问题是什么，解决问题就是一件非常不值一提的事情。也许之所以学校总是培养出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者，就是因为学生们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发现问题是仕么，而是老师说问题是仕么就是什么，的确如此。

你的祖父可能曾经告诉过你：“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做事，另一种人制造出事来让其他人做。远离那些找事让别人做的人，你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根据本书作者唐和杰瑞的经验，在53.27%的情况下，问题其实出在问题解决者自己身上……

一个小小的提醒可能比复杂的解决方案更有效。

如果从书本结构设计这样一项古老而且成熟的解决方法中都可以找到这么多不协调之处，人们未经检验的观点又有多大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呢？可能性不太大。本书可以足够自信地说：

每转换一次视角，都会发现新的不协调之处。

在把一项“解决方案”付诸实践之前从各个视角对其审视一遍不是比等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意识到问题存在好得多吗？

“忽略问题”是一种古老但有效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上面列出的前三个问题。

这种方法其实是让我们降低敏感度。当敏感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再也感受不到事物现在的状态和理想中的状态有什么区别了。

问题就是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差别。

如果你现在抬起头来，环视四周，很可能可以列出几十甚至上百项“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的差别”。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刚才，我们跟着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走，直接提出了解决方案。其实，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再给出答案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这是什么类型的问题？谁碰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此时此刻，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别把问题的解决方案误当作问题的定义,当这个解决方案是由你提出的时候尤其如此。

之前,比利和其他问题解决者之所以误入歧途,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问题很重要,那么间题的答案一定也很重要。

竞购采用密封投标法,由4家公司竞购11件物品。并不是所有物品都一样受欢迎,政府事先明智地制定了一系列规则,确保所有物品最终都能找到买家。例如,只要想参与竞购,就得对所有11件物品投标。如果其中几件物品的投标价与其他的相比不够高,这几个价格就会被自动抬高到规定的最低价位。还有其他的规则将最冷门与最热门的标的物捆绑出售。这样,某件物品的中标方就不简简单单是对这件物品出价最高的公司,而是对一组绑定物品给出最高组合价的
公司。

由于涉及金额巨大,而且不确定性强,他们接受了一名颇有商业头脑的政府官员开出的条件:支付一大笔钱,换取所有公司的全部投标信息,并获得一次修改自己投标价的机会。

也许问题是这样的:当其他各方都在修改投标价,并且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这种特权的时候,你该怎么修改自己的投标价?

所以可能问题还要更深刻一点:如果各方都知道你知道他们可以各自修改投标价,也都知道你会基于此修改你自己的投标价,大家这时都在重新定价,那么你该怎么调整自己的投标价?不过如果是这样,不就和最初的密封投标法没有区别了吗?

如果一家公司知道它的投标价会被其他公司看到(这个价格以后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它第一次会报出一个价格误导他人。会不会有一家公司为了坑其他公司,故意让他们相信所谓“秘密”的投标信息?也许四家公司都这么做了?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报出一个初次投标价,诱导其他公司往某一特定方向修改各自的投标价,同时还要确保自己的意图不被他们发现?

别把问题的解决方案误当作问题的定义,当这个解决方案是由你提出的时候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