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阿伦特而言,艾希曼的审判,连同之前的纽伦堡大审以及之后的法兰克福(或奥斯维辛)审判(1963年)所带来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何
确立责任以及决定罪行的范围”。这个问题,依一般的法律与道德概念,并无法取得合理的解释。其主要理由有下列几点
(一）被控诉犯下“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官员并非杀害个别的犹太人,而是执行国家的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的政策。他们
被称之为“案牍的谋杀者”,亦即:单凭手谕、电话、电报等工具,而非运用实质的暴力工具,执行屠杀的命令。

(二)这种“行政谋杀”(或者“组织性之罪行”)是由纳粹党透过国家公权力进行的罪行,准此,法律如何下判决?这牵涉了国家宪政同一性
( the continuity of 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问题。如果说国家体制随宪法的改变而不同,那么,改变了的宪法及其国家体制是否有合法性可以判决先前的国家体制的罪犯?具体而言,战后德国的民主宪政是否具合法性,得以处理纳粹之极权体制的罪犯?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体制随宪法之改变而改变,但是国家之制度,特别是文官系统依旧维系其同一性,譬如,纳粹党改变了魏玛宪法,但接受了魏玛共和的文官系统(包括雇用其公务员)。若非如是,纳粹党无法有效地管理它的国家;同理,阿登纳的波恩政府亦是如此。就此而言,纳粹德国的所有公务员,以及据有权位的公共人物或精英分子是否因此皆是纳粹罪行的共犯?甚纳粹德国的公民必须承担其罪行,而有所谓的“集体罪恶”?

强追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混合学校,这将意味着剥夺那种在所有自由社会中明显地属于他们的权利—对他们的孩子的私人权利和自由联合的社会权利。就孩子来说,强迫的种族混合意味着一种非常严重的冲突,它就存在于家园和学校、他们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尽管这种冲突在成人生活中很平常,但不应指望孩子们去处理这些冲突,他们因此也不应该被暴露于这些冲突之下。人们常说,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像童年时期那样可塑一一就像是一个彻底的社会存在者。原因就在于,每一个孩子总是本能地寻找权威以引导他步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依然是一个陌生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引导自已。如果父母和老师不能做他的权威,那么孩子就会更严重地顺从他自己的群体,而且在特定的情况下,同龄群体会成为他的最高权威。结果只能是乌合之众统治的兴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新闻图片明显说明的。

再次回到良知问题。由于我们最近的经验,良知的存在已变得可疑了。它被认为是一种超越理性和论证的体验方式,是一种通过感觉而认识何为对、何为错的方式。我认为,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体验确实存在,人们确实体验到有罪和无罪。但即使那样,这些体验也并不是什么可靠的是非对错标志,实际上,它们根本就不是是非对错的标志。例如,负罪感可以通过旧习惯和新命令—不杀人的旧习惯和杀人的新命令之间的矛盾而产生,但它们同样也可以由其反面而产生:一旦杀人或“新道德”的无论何种要求变成一种习惯并被每个人接受,如果有人不适应这种习惯,他同样会为这种不适应感到有罪。换句话说,这些体验表明服从和不服从,而不表示道德。

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最大的恶不是根本的,而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没有根基,它就没有界限,于是它能够到达无法思虑的极端并席卷整个世界。

其含义是清楚的:尽管我是一,但我不是简单的一个,我有一个自我,而且我与这个自我(作为我自己的自我)是联系着的。这个自我绝非一个幻觉,它通过同我谈话—我与我自己说话而不仅仅是意识到自已—而使自己被听到在这种意义上,尽管我是一个,但我是二而一( two-in-one)的,我与这个自我可以和谐也可以不和谐。如果我不赞成其他人,我可以离开;但我不能从自我那里离开,因此,我最好在作其他考虑之前,首先尽力与自己和谐一致。这同一句话也道出了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的实际原因:如果我行不义,那么我就注定要与一个行不义者生活在一种不可忍受的亲密关系中了;我永远也无法摆脱他。

这件铁事讲述的是,康德每天于同样的时间在哥尼斯堡的街道进行他那众所周知的散步,对于碰到的乞丐,他都给予施舍,天长日久,这变成了他的习惯。为此,他随身带上新硬币,以免因为给那些乞丐破旧的钱币而侮辱了他们。他施舍的经常是别人的三倍之多,当然,结果就是他常被乞丐们围起来。最后他不得不改变散步的时间,但非常羞于说出真相,不得不谎说一些家伙袭击了他。因为,他改变散步时间的真正原因当然在于,他这种施舍的习惯完全无法与他的道德公式即绝对命令相合,实际上,从这种“给每个请求你的人以施舍”的准则中,能够推论出哪种对所有可能的世界或理性存在物都有效的一般法则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会被诱惑去行善,且需要努力以做恶就像他们需要努力去行善,会被诱惑去作恶一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统治者必须被教授“如何不为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教授如何做邪恶之人,而只是说他们应被教授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即按照道德的、宗教的原则行动,或按照犯罪的原则行动,统治者应按照政洽原则去行动。当马基雅维利这样说时,他就对上述事实了然于心。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你所赖以进行判断的准则是世界—这个准则是纯然政治性的—而不是我。正因为这个,才使他对道德哲学来说如此重要。

我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会被诱惑去行善,且需要努力以做恶就像他们需要努力去行善,会被诱惑去作恶一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统治者必须被教授“如何不为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教授如何做邪恶之人,而只是说他们应被教授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即按照道德的、宗教的原则行动,或按照犯罪的原则行动,统治者应按照政洽原则去行动。当马基雅维利这样说时,他就对上述事实了然于心。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你所赖以进行判断的准则是世界—这个准则是纯然政治性的—而不是我。正因为这个,才使他对道德哲学来说如此重要。

我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会被诱惑去行善,且需要努力以做恶就像他们需要努力去行善,会被诱惑去作恶一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统治者必须被教授“如何不为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教授如何做邪恶之人,而只是说他们应被教授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即按照道德的、宗教的原则行动,或按照犯罪的原则行动,统治者应按照政洽原则去行动。当马基雅维利这样说时,他就对上述事实了然于心。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你所赖以进行判断的准则是世界—这个准则是纯然政治性的—而不是我。正因为这个,才使他对道德哲学来说如此重要。

我认为,它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会被诱惑去行善,且需要努力以做恶就像他们需要努力去行善,会被诱惑去作恶一样。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统治者必须被教授“如何不为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们应该被教授如何做邪恶之人,而只是说他们应被教授如何避免这两种倾向,即按照道德的、宗教的原则行动,或按照犯罪的原则行动,统治者应按照政洽原则去行动。当马基雅维利这样说时,他就对上述事实了然于心。对马基雅维利来说,你所赖以进行判断的准则是世界—这个准则是纯然政治性的—而不是我。正因为这个,才使他对道德哲学来说如此重要。

道德命题一直被认为是自明的,而且很早人们就已发现,它们不能被证明,它们是公理性的。由此人们就会推论说,义务—那种“你应该……”或者“你不应该………”的命令一是不必要的而我就是试图表明康德的那种绝对命令的历史原因,这种绝对命令本来也可以是一种绝对的陈述就像苏格拉底的这句陈述: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而不是:你应当遭受不义而不要行不义。苏格拉底仍然相信,面对充足的理由,你不能不相应地行动,而知道意志一古代尚不了解的能力一能拒绝理性的康德,觉得有必要引进一种义务。

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一段著名的论述中,这一点被极为清晰而优美地表达出来:“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思索,它们就6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景仰和敬畏一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有人可能得出结论说,这“两样东西”处于同一水平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灵。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康德接着写道:“前面那个无数世界的景象仿佛取消了我作为一个动物性被造物的重要性。反之,后面这一景象则把我作为一个理智者的价值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了,在这种人格中,道德律向我展示了一种不依赖于全部动物性、甚至不依赖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活。”[1故而,把我从毁灭中、从作为无限宇宙之“一点”中拯救出来的,恰恰是这个能使自己面对自己的“看不见的自我”。

康德曾提到这里可能存在的一个困难,他说,“一个在坏蛋窝里过了一生而对其他人一无所知的人,他的内心不可能有美德的概念”( Den Begriff der Tugend wurde kein Mensch haben,ten7 n er immer unter lauter Spitzbuben ware)。但他这么说只不过意味着人类心灵在道德判断中是由典范引导的。他对此毫不怀疑,面对美德的典范,人的理性总知道是对是错。

也没有人说,电视上的竞答节目是不道德的,说回答价值6400)美元的问题几乎就是在诱导欺诈行为,更没有人为了学术的尊严而站出来,批评大学没有阻止其成员做出明显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即使没有欺诈要发生、从那些回应这篇文章的信件中看,一般公众,包括许多学生,都认为只有一个人应受到一致责难,就是那个作判断的家伙,而不是做错了事的那个人,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般地说的社会,或具体地说的大众媒体。

也没有人说,电视上的竞答节目是不道德的,说回答价值6400)美元的问题几乎就是在诱导欺诈行为,更没有人为了学术的尊严而站出来,批评大学没有阻止其成员做出明显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即使没有欺诈要发生、从那些回应这篇文章的信件中看,一般公众,包括许多学生,都认为只有一个人应受到一致责难,就是那个作判断的家伙,而不是做错了事的那个人,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般地说的社会,或具体地说的大众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