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可以说是普遍的;然而,对于其真正的价值,却是在特定背景下被定义和寻求的,人们往往不同意它们的含义。

如果国际社会要满足我的承认需求,仅仅给我提供一个法律上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还要感受到文化上的平等。如果这个世界秩序不是如同一个公正世界那样尊重我的宗教信仰和尊敬我的道德体系,那么我的承认需求仍然没有得到满足。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比竞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更
符合人性;这就是它能够胜出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苏联的解体代表的是强权在非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最后一次尝试。苏联的溃败彻底表明了试图反对这种体制是徒劳无功的。

这一论证非常有道理;到目前为止,它无法被反驳。然而作为一个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社会体制,自由民主制度树敌颇
多。如果说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能够完美地迎合每个人的需求,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痛恨它并对抗它呢?

赫尔德之后,文化尤其是历史方面的学者们有了新的答案:集体承认的问题。个体并不仅仅满足于在个人基础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人们获得认同感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所属的重要群体如种族、部落、国家和宗教等。他们对于承认的个人动力将不会停止,直到他们的信仰或者国家得到了承认。

赫尔德认为,人类是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的,个体身份必然植根于他的群体归属感。从这个角度出发,个人和集体权利的区别在那些国际主义思想家和英美个人主义者来看,开始似乎都是很模糊的。如果对我所归属的群体进行侮辱,并非只是侮辱了这个群体,这同样是对我本人的侮辱。如果我所在的群体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那么我的承认需求是无法满足的。

美国需要一个权力不是太大的联邦政府,因为社会各级的
商业利益、国家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家庭乃至个人都在不断地参与到计划制定和决策执行当中去。每个县市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商机。几乎每个学院和大学都在开发能够帮助毕业生找到好的就业机会的学位课程,从而招收到更多的学生。教会犹太教堂和清真寺都在着手帮助处理一些社会问题,让饥饿的人们填饱肚子,并满足穷人的居住需求。嫉妒的政客们费尽心思去挖掘对手们的丑闻和滥用职权的行为等,与此同时也在试图发展自己的政策计划,从而赢得不同程度的大众和商业上的支持。大批家长教师协会的家长们围攻学校管理者,要求学校提供新的课程和设施。然而,这种推动力并非处在无政府状态下;一般而言,美国人普遍比较尊重并遵守法律,即便在无人看管的时候也是如此。

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最大的财富并不是有多少矿藏或者多么广大的农业用地,也不是说在银行有多少储备,而是整个民族的心态和习惯,是人们习惯于自我管理,能够自发推动商业发展,随时准备参加各种形式的自发和私人活动,但同时也习惯于历史悠久的有序自由。这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迄今最有价值的,也是迄今最难以得到的。

在当今的大部分地方来说,强大政府往往代表着它们试图去克服这种活力和秩序的缺失。中央政府必须强势,因为地方政府既软弱又腐败。国家政府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因为社会普遍缺乏对于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基本教育、生活经验或是方向定位。

美国在这方面十分幸运,因为这种迸发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在很多国家,如阿根廷、委内瑞拉、土耳其、法国等,几乎每一个重要经济议题都是民族主义议题。然而在美国,经济上明智的抉择一般都不会自动赞扬自己与平民主义或民族主义有关。

这些国家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糟糕困境的角落。如果选择在当下迎合民族主义的观点,从长远角度来说必将让国家利益受损;为了长远利益所要做出的“正确的”抉择通常
要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有时对于它的执行者来说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辉格史观
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之下,一种自然秩序在“看不见的手”的辅佐下出现,英语国家已经创建了自己特有的宏大历史叙事,它颂扬并展示了英语世界势力的崛起,以及这一崛起的道德教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意义。“辉格事”(whignarrative)①这个名词,最初是给予18世纪辉格派关于光荣革命叙事的一个名词,放到现在则指一种与众不同的英美历史概念,即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缓慢、坚定以及无可抗拒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

对“看不见的手”的习惯性依赖,在英美社会也造成了很多后续效应。大概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加强了英美社会
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混乱不安局面的文化接受能力。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一系列的创造性破坏;而对于“看不见的手”的信念,给英美社会以更多的勇气去接受这些破坏,因而产生更大份额的利益

在世界大部分地方,资本主义的到来直接导致了亚伯拉罕理念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发展中的亚洲和非洲获得很大胜利,是因为在当时新兴力量和社会关系的突然爆发,摧毁了旧有模式并发生迅速、不稳定且非常不顺应民心的变革,而马克思主义则为人们去理解和接受这种突变提供了一个思想的框架。

尽管挫折和失败从未间断,亚伯拉罕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通过现代主义的不同形式遍布世界各地;即便是在亚伯拉罕宗教影响力很有限的国家,现代主义的影响力沿着亚伯拉罕的路线越来越多地重塑旧有的理念和价值观。

因被资本主义激活,亚伯拉罕思想在有史料记载的人类生
活中可以说是取得了无可匹敌的成功;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运动可以这样以巨大的规模且极为深入地改变世界。亚伯拉罕主义的种种兴衰:基督教、自由民主和伊斯兰教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地方风起云涌,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其前身的一个阴影罢了。然而,千禧年趋势仍在继续,并且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激进地急剧加速。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仍在随着亚伯拉罕一神论和其世俗化兄弟姐妹的影响而不断转变。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使得其后裔如同天上的繁星般数不
胜数。事实如此,亚伯拉罕完全可以借用麦当劳的口号来宣
称:“已为数十亿人服务。

引人注目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亚伯拉罕和资本主义叙事似乎彼此有亲和力。亚伯拉罕思想的智识和精神背景为解读和吸纳资本主义变化产生的后果提供了一个框架。事实上资本主义叙事大大巩固了亚伯拉罕叙事。对于许多传统的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来说,历史可以说是个抽象的名词。当人们只能看到生活中相对较少的社会变化时,亚伯拉罕的大画面式历史的理念则是疏远甚至遥远的。世界的萌芽阶段早已淹没在时间的迷雾中;上帝的干预将终结世界,其中包含着许多戏剧化的、被披上神秘和超自然外衣的事件,这些对于芸芸众生日常关心的事情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遥远。

资本主义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历史开始在人类生活中真实存在。这不单单只是事件和科技的脚步更为快速。历史的发展更为深入并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在前现代时期,一个王国在万里之遥的首府兴盛或是衰败,对于那些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刨地讨生活的农民们来说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不管谁坐王位,他们照样劳作,照样交税。

个人的生活在自然界力量的背景下展开,在季节更替、时光
流逝中展开。“历史”确实是真正神圣的历史,但如同一些神秘宗教信条一样,和人的日常生活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信奉基督教的前现代欧洲,历史是涂画在教堂的墙壁上,或是描绘在教堂彩绘玻璃上的。少数神学家和知识分子可能关注涉及神圣历史的主题和世俗政治的细节的内容,但这些问题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大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基本不存在,直到印刷术和识字普及结合创造出大众公共舆论,人们通过政治事件认知自己并感觉自己作为一个整体受其影响。

在近代之前,变化是缓慢的。从欧洲中世纪以来,变革进程明显深入和加速。如今我们因全球化的速度而眩晕,憧憬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比如说,一战前的爱德华七世的英国时代。然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如同静谧的田园诗,也不认为变革的速度是缓慢的。当妇女参政权论者用链子把他们锁在下议院周围的围栏,当劳合·乔治担任英国首相,同时爱尔兰在酝酿革命,不祥的德国海军组队坚持不懈地持续横渡英吉利海峡,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渴望回到和平宁静的更早年代,那时变化速度更为缓慢,社会较为稳定。他们也许在向往着简·奥斯汀笔下和平安宁的英国,他们忘记了简·奥斯汀当时是在拿破仑战争硝烟四起的年代创作这些小说的,当时整个世界可谓是动荡不安。

这个加速变革的浪潮是形成我们当今世界的第二个主导叙
事。我们可以争辩是什么驱动了这场历史性的海啸;也可以就这个大事是从何开始、意味着什么、到底该如何形容它等诸多问题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但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是目前描绘这仍在继续发展的现象的
最有力的方式。他创造了“资本主义”这个术语来形容这一
建立在变化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他用“资本主义”来形容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因为他看到经济动力在驱动整个事情。但尽管他的基本理论模型有些一维化,他的世界观则是极为复杂的,在很多方面它仍然能描述我们今天的世界。

宗教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亚伯拉罕的特质,在亚伯拉罕子民中爆发战争,或与邻人为自卫而战,都有发生。除非是大规模袭击,比如说印度教被穆斯林袭击而引爆流血冲突这样的大事件,一般来说,非亚伯拉罕信仰都更为和平。非亚伯拉罕信仰的人们会为日常生活中的牛羊、奴隶、谷物、土地或黄金而战,极少会因强迫非信徒去敬拜他们的神而爆发冲突。

如果首字母不大写,“安立甘( anglican)”表示人物、地点或事物,无论他们是否属于英国国教教派,都接受宗教和社会问题应当在结合理性、启示和传统的基础上得以解决①。从这个意义来看,当今美国社会仍是一个安立甘( anglican)式社会,仍然依赖安妮女王时代的安立甘式三位一体。理性、启示和传统正是在美国人生活的价值观和权威性问题上产生的多元竞争的根源。它们是国家里由各种元素组成的三颗星,尝试设定条线路,如同在安妮女王那个年代,任何一个都无力去排挤或震慑其余两个。

重申一下我之前就安立甘式社会所表述的一个要点:理
性、启示和传统的信徒们,他们每一派都坚信他们最欣赏的价值观是社会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但社会却恰恰是动态社会,因为没有哪一种价值观具备控制它的远见和洞察力。三角形的每一边,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创建一个绝对系统。在宗教体系中,将会出现神权政治。在传统体系中,将会出现保守的平民主义不断反抗社会和经济变化。一个单极的例行体系将会尽可能消除一些来自公共领域的决定,唯恐那些持有“非理性”和“倒退的”观点的民众对必要的革新和改进怀恨在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越来越像打了兴奋剂的欧盟:一个精英驱动的政策体系和公众情绪渐行渐远,甚至比以往更全力追求他们所构想的普遍福祉。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努力认真工作的劲头用在了做坏事上,就像做好事一样: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步论者享有终极权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对那些精神病患和遗传病患者实施具有强烈人种偏见的强制绝育措施。

这些体系最后通常都会分崩瓦解,结局并不愉快。尽管被
剥夺了正常的政治途径和政治责任,启示和传统的力量却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相反,它们会以危险激进的狭隘平民主义形式再度出现。

有些人可能会对目前一些因为政治和文化的重新均衡而制定的政策感到遗憾,但整体而言,我们正在目睹美国社会充满活力的西进过程,而不是很快折返回东边。

即使平民传统主义和“被热捧的”宗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美国生活的传统还是宗教方面,都是美国社会希望在不挑起争端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快速革新而不断调整的进程的一个部分。他们是这个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社会的一个方面,使得美国保持平衡,不断攀登高峰和险峰。

到20世纪末,美国平民民族主义的危机时代早已结束,越战的阴影也几近消失。在普通民众心目中,再次出现这样一种观念,即深刻的美国价值观既不是扎根于法律文件,也不是扎根于《圣经》,而是深深依附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当中,而这样的价值观正是指导政治事务的重要来源。这种信念是国家政治事务中的主要因素。

从18世纪起,英语世界到处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所称的“项目设计人”:一个个雄心勃勃的追梦人怀揣着各种各样的计划书,小到新商机和新工业,大到社会改良和世界和平。浩瀚且仍在不断增长、跨越数百年的关于自立自强的文学作品证明了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渴望重新装备他们的灵魂,以期能减少冲突、提高效率,增进他们和世界互动的成效。每个时代都见证了新型宗教的兴起,一个个自我完善的心灵导师的出现,新的灵魂的世俗技巧和时间管理方式也应运产生,从而配合美国人对心灵与时代变迁同步的渴望。除去少数极为富裕的地方,几乎美国的每个小镇,更不用说那些较大的城市和州了,对所有能让自己的地方名声大噪的项目都怀有万分的激情,他们更全身心地投入到加速发展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中。并没有谁在组织这场运动,也没有人居中协调或去激发。左派或右派都不能宣称是他们的作用,而是自我改良和社会改革激励了几乎整个政治光谱。

多元主义对变革世界来说是必须的……理性、经文和传统它们各有其用、但每一力量若不加以制约均会失控。此外、如果没有对于社会应该看起来如何与应如何做的相互竞争的理念之间从未停歇的各种争议、辩论和竞争,创新和变革的速度可能会放慢,因为保守的惯性力量会自以为是地增长,而且不会遭遇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英语世界超过其欧陆竞争对手(尤其是法国)的原因之一。法国在宗教教派方面、就没有英国的多教派特征；除了一小群在发展变化的胡格诺信徒和犹太教徒、法国只有天主教堂和启蒙运动。天主教法国从哲学上、制度上和社会方面都过于拘泥于历史、以至于无法为法国社会构建一个框架以期在西进道路上完胜英国。世俗的雅各宾派法国也依旧僵化,他们紧抓一成不变的观点、抵制任何变化、而不是涵纳它。两种不同法国社会愿景之间的竞争也确实推动了法国西进发展的步伐,但速度远落后于英国人。任何社会的西方化发展进程都能在众多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利益集团以及亚文化群的政治表达中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同质和两极社会都是发展进程的大敌,也注定要在世界竞争中扮演落后的角色，而赢家则是利益尽收。在启蒙时代和1688年光荣革命基础上建立的英国社会模式中的多元性,是建立于法国启蒙运动和1789年革命基础上的法国政治范式所缺乏的。

从英国宗教改革中走出的英语世界会较为宽容、甚至欣然
接受动态社会产生的冲突、张力和激烈的不确定性。这样的背景使得英语国家更能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带来的危机、压力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状况,尽管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视这些状况为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