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它的伦理体系是适应于公民们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分在内。当希腊人最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后又臣服于罗马人的时候,与他们独立的岁月相适应的那些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这就一方面,由于与传统断绝而丧失了蓬勃的生气,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更缺少社会性的伦理。斯多葛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因为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观念,获得了相对的重要性;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的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整理了希腊的传统,使它终于能够被吸收到基督教的教义里来。

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种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城;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而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物,也没有一种野蛮人会为了冬天吃粮食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极少数纯属本能的行动方式,例如蜜蜂酿蜜,或者松鼠埋栗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深谋远虑;它只有一种直接行动的冲动,这对一个人类观察者来说,显然在后来证明了是有用的。唯有当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受冲动的驱使,而是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说,到了某个未来时期他会因此而受益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深谋远虑。打猎不需要深谋远虑,因为那是愉快的;但耕种土地是一种劳动,而并不
是出于自发的冲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这种论证的本质便是: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必定是思想到某种事物;当你使用一个名字的时候,它必是某种事物的名字。因此思想和语言都需要在它们本身以外有某种客体。而且你既然可以在一个时刻而又在另一个时刻同样地思想着一件事物或者是说到它,所以凡是可以被思维的或者可以被说到的,就必然在所有的时间之内都存在。因此就不可能有变化,因为变化就包含着事物的产生与消灭。

巴门尼德在历史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创造了种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后来大多数的形而上学者的身上直迄黑格尔为止,并且包括黑格尔本人在内。

诗人们曾经悲叹着,时间有力量消灭他们所爱的一切对象。
时间枯萎了青春的娇妍,

时间摧残了美人的眉黛,

它饱餐自然真理的珍馐,

万物都在等待着它那镰刀来割刈。

他们通常又补充说,他们自己的诗却是不可毁灭的。
时间的手掌尽管残酷,然而我期待
的诗篇将传之永久,万人争诵。


那天夜里我看见了“永恒”
像是一个纯洁无端的大光环,
它是那样地光辉又寂静;
在它的下面“时间”就分为时辰和岁月,
并被一些天体追赶着,像是庞大的幽灵在移动;全世界和世上的一切
就都在其中被抛掉。

追求一种水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它无疑地是出自热爱家乡与躲避危险的愿望;因而我们发现生命面临着灾难的人,这种追求也就来得最强烈。宗教是上帝与不朽这两种形式里面去追求永恒。上帝是没有变化的,没有任何转变的阴影;死后的生命是水恒不变的。

有两件事情必须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努力去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这种运用历史的与心理的想象力的方法,可以立刻开阔我们的思想领域;而同时又能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为之而欢欣鼓舞的许多偏见,对于心灵气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将会显得是何等之愚蠢。

在思想的领域内,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但是毫不掺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足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在希腊哲学家之中,正像在后世哲学家中一样,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科学的,也有些哲学家基本上是宗教的;后者大部分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巴库斯宗教的影响。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主要的是在于审慎,或者用一个稍微更广义的名词,即深谋远虑。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物,也没有一种野蛮人会为了冬天吃粮食而在春天工作,除非是极少数纯属本能的行动方式,例如蜜蜂酿蜜,或者松鼠埋栗子。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深谋远虑;它只有一种直接行动的冲动,这对一个人类观察者来说,显然在后来证明了是有用的。唯有当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并不是因为受冲动的驱使,而是因为他的理性告诉他说,到了某个未来时期他会因此而受益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了真正的深谋远虑。打猜不需要深谋远虑,因为那是愉快的;但耕种土地是一种劳动,而并不出干自发的冲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

近代作家根据人类学而得的结论是:荷马绝不是原著者,而是一个删定者,他是一个+八纪式的古代神话的诠释家,怀抱着一种上层阶级文质彬彬的启蒙理想。

希腊曾经影响了全世界，但那往往是通过她对于人们的想象、理想和希望而起作用的，而不是直接地通过政治的威力。

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能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地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

他们想象中的了解世界要比实际的情形轻而易举得多,但是没有这种乐观主义他们就不会有勇气做出开端来的。他们的态度只要并不是仅仅体现他们时代的偏见的时候,大体上可以说是真正科学的。但它不仅仅是科学的;它还是富于想象的、生气蓬勃的,并且充满了冒险的乐趣。他们对一切事物都感到兴趣，—流星和日月食、鱼和旋风、宗教和道德;他们结合
了深沉的智慧和赤子的热诚。

德谟克里特说在无限的虚空里既没有上也没有下,他把原子在灵魂中的运动比做没有风的时候的尘埃在一条太阳光线之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