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
因此,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之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已导致了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这我们将会在以后的几章中看到。

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皮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直接的事件开始,把这个非同一般的冲突中的因果关系链找出来。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相见时,为什么会是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并杀死他那么多的追随者,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人数多得多的军队俘虏并杀死皮萨罗?毕竟,皮萨罗只有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则统率着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至于在这些事件之前发生的事,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皮萨罗怎么会到这里来俘虏他,而不是阿塔瓦尔到西班牙去俘虏查理国王?为什么阿塔瓦尔帕会走进用我们天生的后聪明来看竟是如此明显的圈套?在阿塔瓦尔帕和皮萨罗相遇中起作用的那些因素,是否也在旧大陆和新大陆民族之间以及其他民族之间起着某种更广泛的作用呢?
为什么皮萨罗会俘虏阿塔瓦尔帕?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其他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对本书来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明了某个民族怎么会统治另一民族的,那么这会不会就是为这种统治辩护呢?这会不会就是说这种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今天试图改变这种结果可能是徒劳无益的呢?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一种把对原因的说明同为结果辩护或承认结果混为一谈的普遍倾向。
怎样利用历史的阐述是一个和阐述本身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了努力改变某个结果,了解是比再现或保持这种结果更经常使用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要努力去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为什么社会历史学家要努力去了解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为什么精神病学家要努力去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这些人之所以去调查研究,并不是想要为谋杀、强奸、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以及疾病进行辩护,相反,他们是想要利用他们对因果链的了解来打断这个锁链。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豌豆。豌豆的种子(我们吃的豌豆)封闭在豆英里。野豌豆要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英突然破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的豆英不会爆裂。在野外,这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亲株上的豆荚里面,而只有这种能爆裂的豆荚才把它们的基因传递给后代。但与此相反的是,人类能够收获到的唯一豆英可能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去吃,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对同样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兵豆、亚麻和罂粟。

野生的小麦和大麦不是封闭在能够爆裂的荚子里,而是长在麦秆的顶端,麦秆能自动脱落,使种子落到能够发芽生长的地面上。一种单基因突变使麦秆不会脱落。在野生状态下,这种突变对植物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种子不能落地,就无法发芽生根。但这些产生突变的种子省力地留在秆子上可能是在等待人类来收获它们并把它们带回家。当人类接着种下了这些收获来的产生突变的种子后,农民又一次可以从这些种子的后代中得到所有产生突变的种子,收获它们,播种它们,而后代中未产生突变的那些种子就落到地上,而无法得到了。这样,农民就180度地改变了自然选择的方向:原来成功的基因突然变得具有毁灭性了,而毁灭性的突变却变得成功了。10000多年前,这种对不脱落的小
麦和大麦麦秆的无意识的选择,显然是人类对植物的第一个重大的“改良”。这个变化标志着新月沃地农业的开始。

我们所栽种的植物的种子和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苦味。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掉,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入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
出芽来了。

关于苦味的种子及其在驯化过程中的变化,杏仁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大多数野巴旦杏的种子都含有一种叫做苦杏仁苷的其苦无比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前面已提到过)在分解时产生了有毒的氰化物。如果有人竟会蠢到不顾野生杏仁苦味的警告而去吃它,那他就会因此而丧命。既然无意识驯化的第一阶段是采集可以吃的种子,那么对野
生杏仁的驯化又是怎样达到这第一阶段的呢?

关于想要沿途搭便车旅行的植物是怎样吸引动物的这个问题,可考虑一下野草莓的例子。当草莓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不能马上播种时周围的果实是又青又酸又硬。当种子最后成熟时,果实就变得又红又嫩。果实颜色的变化成了一种信号,把鸫一类的鸟儿吸引来啄食果实然后飞走,最后吐出或随粪便排泄出种子。

当然,草莓并不是有意要在种子准备好撒播的时候去招引鸟儿。也不是有意要去驯化草莓。相反,草莓是通过自然选择来演化的。末成熟草莓的颜色越青和味道越酸,在种子成熟前来吃草莓从而使种子遭到破坏的鸟儿就越少;成熟草莓的味道越甜和颜色越红,来撒播成熟种于的鸟儿就越多。

其他无数的植物都有适合于让某些种类的动物吃并撒播的果实正如草莓适合于鸟儿一样,橡实适合于松鼠,芒果适合于蝙蝠,某些莎草适合于蚂蚁。这符合我们关于植物驯化的部分定义,因为祖代物在遗传方面的变化使它更有利于人类消费。

凶险的性情。当然,几乎任何一种体形够大的哺乳动物都能杀人。猪、马、骆驼和牛都杀死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还要凶险得多,比其他动物也危险得多。动辄杀人的倾向使许多本来似乎理想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170磅,它们主要吃素(虽然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而茁壮生长(从而在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
了巨大的问题),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灰熊能在圈养中表现良好,它们就会成为绝妙的产肉动物。日本的阿伊努人做过试验,习惯上把饲养灰熊的幼崽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在灰熊的幼崽长到一岁大时便把它们杀来吃掉。较长时间地饲养灰熊可能是自杀行为;我不知道有谁
养过成年灰熊。

容易受惊的倾向。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自描者或人类的危险作出反应。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张动作敏捷,并且照例立即逃走。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影张在群集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动,不到必要时不会跑。大多数鹿和羚羊(驯鹿是显著的例外)属于前一种,绵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租知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的领域。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马、多达半打的母马和一些小驹。母马A支配着母马B、C、D和E;母马B顺从母马A,但支配母C、D和E;母马C顺从母马B和A,但支配母马D和E;以此类推群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的母马居前,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马驹。

生长速度。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上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夭折的原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

我在前面提到过,驯养的猎豹作为比狗不知强多少倍的猎兽,曾受到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的重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皇帝圈养了1000头猎豹。尽管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从野外捉来后驯养的。这些王公贵族想要使猎豹在圈养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成功地使第一头猎豹在动物园里出生。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

就是说,要花费100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10000磅旁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0000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10000磅的玉米来饲养。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其所以未能得到驯化,不是因为其肉硬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鱼类,而我本人也能证明狮肉馅饼的美味。)最最勉强的例外是狗。狗本来是被驯化来看门和做打猎的伙伴的。

对于中国的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致忘记了这多么令人惊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有这种统一,其中有个遗传上的原因。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最像西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从体貌上把彼此区别开来:华北人往往个子较高,身体较重,鼻子较尖,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由于所谓的内眦赘皮关系)

在这些方面,美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

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年它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

正如美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样,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印度,印
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670种和210种语言的发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

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普通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语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一次天花流行在1520年西班牙人第一次进攻失败后蹂躏了阿兹特克人,并杀死了刚刚继承蒙特朱马为阿兹特克皇帝的至特拉瓦克。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
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95%。北美人口最多并高度组织起来的土著人社会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酋长管辖的部落,它们在1492年至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时间甚至比欧洲人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时还早。1713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是欧洲移民毁灭南非土著桑族人的最严重的一步。在英国人于1788年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场大批毁灭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有详尽文献证明的例子是1806年在斐济迅速蔓延的流行病,这种病是几个欧洲船员在“阿尔戈”号船只失事后挣扎着爬上岸时带来的。类似的流行病也在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然而,我并不是要暗示历史上疾病的作用只限于为欧洲人的扩张铺平道路。疟疾、黄热病以及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一些其他疾病,是欧洲在这些热带地区进行殖民的最大障碍。

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马匹使得骑马的人能够通过比步行远得多的距离,去进行奇袭,并在防御部队集合前逃之夭夭。马因其在卡哈马卡所起的作用而为一种军用武器提供了例证,这种武器6000年来直到20世纪初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并最终在所有大陆得到运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在军事上的支配地位才最后宣告结束。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西班牙人因为有了马匹、钢铁武器和盔甲而取得了对手无寸铁的步兵的优势,那么西班牙人总是能够以寡敌众,所向披靡,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