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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体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后世著作也对此多有研究论述。然而，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却对此鲜有发声。本书开创性地从性别研究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切入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贺萧（Gail Hershatter）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定价：CNY 88.00
  • ISBN：701016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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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论257赞1.3W浏览67.6
及时且止损郑爷爷,我是小学语文老师。请问我的学生不听话怎么办?
2天前回复
郑渊洁作者
我们经常听到形容一个民族是勤劳”、“善良”、“敢于反
抗”、“勇敢的民族,请问您听到过形容一个民族是听话
的民族吗?如果有人形容某个民族是听话的民族,该民
族不怒怼才怪。孩子是民族的未来。
Spoi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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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1-04-1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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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时,我每年都会搜寻新材料为教学所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自我理解、个人的社区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而官方关于这些运动的记录则往往是一张简单而乏味的清单: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官方的声音主导着这些史料,宣称国家的空间终于得以稳固:边疆已被修整,归入版图并得到保卫;党和国家均衡地管理国家内部,对领土有着全面的管辖。这种文件还为我们假设了一种可称为“运动时间”的新时间。这种新时间将1949年之前的历史与“解放前”这个词划分开来,并将国家运动与大众对这些运动的参与作为衡量当前的标准。①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聚焦的都是运动的目标,而非运动实施的不均衡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些由国家发起的运动的描述基本上千篇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门、社区摩擦的具体根源以及(近来多有讨论的)领导
的失误程度等方面有差别这些运动在城市权力中心以外的影响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②海外的社会学者们有时用难民访谈来弥补官方记录的不足,他们的学术研究着墨更多的必定是城市而非农村。③最终,城市知识分子们一些长篇累牍的回忆
heaven疏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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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7-07-1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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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地区爆发灾难的时候,通常都是社区里的女人提供救命的联系,因为她们是从别处嫁进来
的,在其他地方有亲戚。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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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加入国民党军队的男人都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于疾病、饥饿或由于企图逃跑而被处决。这些男人的死使家里的劳动和其他一切都靠女人。然而,即使丈夫死了,征兵也依然威胁着这些家庭。40年代初期,曹竹香的丈夫死后,她六岁的儿子也被列入征兵的名单。“人家按人头派呢,按娃子娃(方言:男娃)派呢……就我事先尽量给借钱,就外还是没钱。那时全凭我哥给几个钱,咱也不能老跟人家要,一年拾些棉花,卖些钱给人家
出,地里的活纺棉纺布卖些钱给人家交。”③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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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苦的故事尽管强有力,却远不能为妇女们的生命提供一个充分的叙事框架。它作为唯一的革命自述模式已经将注意力从许多重要问题上移开,诸如革命进程一开始是如何被理解的,又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记忆、被修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妇女可以在农村及以外的空间更安全地走动,她们学会了拒绝那些关于女子受到尊敬的观念。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她们在1949年之前可能也会遵循着这些观念。她们也学会了将自己过去的故事错记成是一个生活封闭而不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故事。这么一来,她们间接地强化了妇女幽闭在家的美德,尽管她们其实是在谴责这种
美德。

1949年之后,党和国家使公共空间变得更安全,与此同时也在那个空间里提倡、颂扬并最终需要妇女的劳动。这是一场伴随着重要沉默的巨大变革。正如接下来的章节会表明的那样,她们曾在解放前的苦难故事中的情形,集体化时期家庭空间内的劳动,以及很大程度上未引起关注的、男人很早离开农事活动并深刻影响了妇女的工作生活这一事实,仍然会在解放后的官方叙述中不见踪影。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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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说的“国家效应”并不是指“由国家产生的效应”—尽管50年代的农村到处是这样由国家产生的效应。他所指的“国家效应”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建构一个看起来似乎在“个人及他们的活动”之间一分为二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指“一个同个人相脱离、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包含和架构了个人生活的迟钝的“结构(国家)”。米切尔接着谈到,这种二元分野是由日常行为习惯造就:重组空间、建立特定的职能和等级、督管、“把时间标记出来放入到日程安排与计划中去”。②


1949年之前的国家通常被看成是侵犯和掠夺地方社区的一种外部势力。50年代,党和国家秩序的建立以及塑造这个秩序的社会习俗或许是第一次以公开并令人难忘的方式贯穿到农村的社区和家庭之中。尽管一个妇女劳模继续住在农村,但她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了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间以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员。农民比清帝国或动荡的民国时期更关心国家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党和国之所以不同于之前虽具有毁坏性却更弱小的国家形态,部分原因是重组空间、建立等级、组织监督、重新标记时间这些做法以空前的程度发生在小的农村,并由曹竹香这样的当地干部付诸实施。她代表着“四散的、轮廓模糊的区域”并侧身其间。这个区域是国家效应产生的地方,①也是一个有主体及主体化行为的社会文化矩阵。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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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改掩盖了妇女纺纱和织布在维持家庭生计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在1950年的一次当地妇联大会上,与会者们提到,当阶级标签派发出去的时候,有些织布的妇女被算作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他们说,这违反了党和国家的规定,因为“主要劳动”应该是指农业生产。将纺纱和织布当成主要经济活动的妇女可被划为“劳动者”,但只有一年中耕种达4个月以上的妇女才能被算作“农业劳动者”。这项规定或许可以使贫困的纺织家庭不被贴上更富有阶级的标签。然而与此同时,此规定也将注意力从妇女在非农业劳动上的贡献转移到家庭收入上,开始了一个妇女在家产布将不被算作有酬劳动的漫长过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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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香无懈可击的美德、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性纠纷,当然还有她的固执,都与她成功地成为当地领导和劳模不矛盾。事实上,这些都是她成功的必备条件。国家对寡妇恪守贞节的态度是:这是一种旧“封建”思想的残余,要对其进行批判,并代之以一种新的革命道德。然而在陕西,那些当选的早期农村劳模妇女中,没有任何一个妇女有可能会让她遭到非议的过去。身为一个恪守节操的寡妇意味着竹香在当地有威望,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模范。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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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农村的婚姻改革,必须对是什么吸引了年轻的农村妇女成为积极分子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的抵抗,包括老年妇女的抵抗,无疑限制并塑造了农村的婚姻改革。但一个聚焦农民的愚昧无知或国家的失信的故事,会有把农村妇女,特别是年轻的农村妇女遮掩起来的危险。而一个强调英勇的年轻妇女大声反抗压迫的故事,则虽然在政治上非常吸引人,却低估了那些妇女发展她们自己潜在和恰当行为的情况的复杂性。一份不仅以“诉苦”时期的农村妇女为中心也以50年代数年间的农村妇女为中心的调查表明,《婚姻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党和国家的制定者们未曾预见和准许的方式被理解和运用的,产生了更多让女权主义批评家们没有意识到的长远影响。妇女们决定离婚或者不离婚都必须跟她们自己、她们的家庭以及当地干部进行痛苦的交涉。在那些交涉中,隐含了国家效应在地方上表达形态丰富多样的线索。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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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50年代慢慢逝去,空间的重塑很快被认为理所当然,许多妇女在说起在那段时期时,展现出来的对扩大的社交世界的满足感再未在她们对随后几十年的叙述中出现。她们对歌曲、舞蹈和戏剧表演的记忆开始于解放后的头几年,而不是开始于后来的集体化时期。正如第九章详述的那样,有个地区的妇女在记忆时将几十年的时间都一股脑忘记了。考虑到其间的那段遗忘的历史,那么,她们如此巨细无遗地将50年代头几年记忆成一个青年人的某些叛逆行为被支持和赞美、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的时期,倒是格外令人瞩目的了。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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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但已结婚的,尤其是那些已有孩子的妇女,跟丈夫居住。①极少数在1949年之前有一妻一妾的男人被要求从两个老婆中选一个,离掉另一个。这可能对妇女的婚姻自由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将妇女的婚姻状况置于国家掌控之下,却的确有进一步限制地方精英权力的效果。这些地方势力已在士改中得到削减。然而,这种情形下的离婚并不一定会改变居住的安排。曹竹香的村里有个男人跟正室离了婚,留下了小妾。正室离婚后依然跟前夫及小妾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且相处融洽。集体化之前,前夫一直种着她的地。几年后,她同一个竹香介绍的男人结了婚。②尽管现实中各种关系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定,但在“一夫一妻”这个问题上,却明显没有妥协的余地。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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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斤的离婚看起来相当直截了当:一个女人很早结婚,不喜欢夫家的赌博和保守之风,成为积极分子,想要离开夫家并找到了离开的途径,为了过上自己认为有意义的生活,克服了恐惧并承受了失去孩子的痛苦。50年代早期最自相矛盾的地方之一是,农村的妇女领导和劳模们都没有被很好地定位成挑战当地德行标准的社会先锋,而她们自己通常也不倾向于成为这样的先锋。很多妇女积极分子都谨慎并有意识地遵守着过去标准化的妇女角色。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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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朝凤离婚后继续待在乡下,她的家居生活历史可能会让她丧失成为劳动模范的资格。劳模们被期望成为维持家庭生活稳定的榜样,并利用自己的威望向比她们更年轻的邻居们宣扬家庭和谐的重要。宣传工作既包括向公婆们抗议,从而为青年妇女们争取更大的自由,②也包括劝说年轻的妻子们继续维持艰难的婚姻关系。例如,在B村,曹竹香指导下的很多年轻妇女的家庭都很复杂:有母亲死于难产的、父亲自杀的、公公抽鸦片烟的、公公残疾的、婆婆有精神病的、丈夫赌博偷窃的、丈夫自杀的、丈夫是流氓恶棍的、丈夫殴打自己母亲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竹香将家庭和谐作为
她工作的主题。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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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期间关于志同道合的婚姻和中国乡村妇女的落后的故事既包含了农村妇女,也制约了她们,有时还歪曲了她们的形象。这种故事一直延续到当下有关农民的“素质”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素质”的国家话语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党和国家有关当局需要把农村妇女看成是需要被拯救和被提升的,以作为继续对衣村生活施行干预的正当理由。干部和地方领导于是担当起提升妇女素质的职责,哪怕他们并非总是合格地完成了任务。无论是五四的思维方式,还是认为“落后”的农民未能完成现代化婚姻带来的挑战这种看法,都不会对我们理解婚姻在中国集体化时期如何变革有什么大的帮助。我们更需关注的是,妇女在维系或者离开一段婚姻时,她们自己在感情、现实和政治之间作出的利益权衡。这些权衡有助于使她们成为具有美好品德的妇女,值得被颂扬,并易于被她们的社区辨识。我们探询的中心问题应该是,农村妇女是如何理解她们自己的各种关系、各种群体和各种抉择的,以及她们在看待围绕着她们的、迥然不同的当代格局时,又是如何记忆这些选择的。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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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女干部们的动员下,妇女们的参与和支持使农村集体化成为可能。整个陕西省,妇女成了农业劳动力中重要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其中的主心骨。然而,如果说集体依靠妇女的话,妇女也同样依靠集体。合作社按工分给农民计算报酬,妇女也像男人一样,需要工作养家和还清欠集体的债务。妇女所得的工分一直比男人的低,虽然适合妇女的任务在不断地增多积极分子们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是同男人平等的,但无论是在田里还是在家中,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和薪酬差距)都被广泛地视作是理所应当的。到了50年代中期,很多农业社的男人开始离开田地,要么是为了在集体干副业,要么是因为在村外找到了有酬劳的工作。农业逐渐成了妇女们的主要工作。①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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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很多领导人都设想用超过十年的时间去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但是毛泽东想加快步伐。③毛更偏爱的形式是严格按照农民的劳动力—以工分计算来分配现金和实物的“高级合作社”。1955年夏,在一次党委会上,毛用了一个常见的代表“封建落后”的性别比喻抱怨道:“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④与此同时,与毛评论中所出现的滑稽可笑的落后形象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一些农村妇女其实更加热烈地拥护合作化。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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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下几点可以概括20世纪50年代妇女对田野劳动的记忆。第一,对已婚和未婚妇女而言,能在田野里和其他同龄妇女一起并肩工作令人愉悦,并且扩展了她们的社交世界。①挣取工分的需要战胜了之前母亲、婆婆和丈夫们对妇女“外出”的反对。②要求妇女集体进行劳动的规定为年轻的妇女提供了一个被批准和认可的、可以互相见面的场合。而早在十年前,这些年轻的妇女们可能都只能孤单地待在各自的夫家。“在一块做活人多执阑,自己在屋,一个人做活心里发慌,感觉到这人多做活心里舒服。”③同田野劳动一样,合作社里数不清的晚间会议也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年轻妇女见面的机会。从童养媳变成妇女领导的张朝凤回忆:“先一黑队长把全队的门上挂个铃,铃一打。先一黑把活一分,早上铃一打,就赶紧出去拿上笼、锄等用的东西,就都一块干活去,干干活,片片,说说,笑笑,玩玩,还有意思。”④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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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工分计算的一天劳动的价值不是由一天工作时间的长短或工作的任务来决定,而是由是什么样的人从事劳动来决定。②②在合作社主任的指导下社员们定期进行评估,决定每个人能得到多少工分。③这个评估决定的过程充满了争论,也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变化。尽管如此,各地的套路还是得到了详细的记录:男人在田里劳动通常每天挣十个工分,而妇女则挣六到八个工分。④尽管合作社规定要注重同工同酬并明确声明不能歧视女社员,但是一个妇女每天获得跟一个男人相同工分的情况极为少见。⑤当妇女到田间劳作时,本应该给她们安排适合妇女的生产任务,⑥但什么才算是适合妇女的任务这个概念在集体化时期不断变化。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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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活的时候还莫得小孩,那时候咋不喜欢,那喜欢。挣工分钱哩么,挣工分哩,按劳提成,还挣工分哩。均妇女呀,小伙子少数。”③最后一句话里包含了一个被遮蔽的历史世界,让人回想起秀珍之前对同工同酬的评论:“妇女不出勤。庄稼靠谁做呢?”④男人到哪里去了呢?根据有关社会主义“高潮”的官方资料记载,妇女成为常规的农业劳动力后,男人因此得以腾出来去参加其他的合作社劳动。关中西部一个合作社的妇女接手了锄地、选种、收麦和打麦、干旱的时候给玉米作物浇灌等工作。由于妇女们在做这些工作,合作社得以调出二十四名男子去给村里修一道新墙,施更多的肥料,并参与到为集体生产副业收入的劳动中去。妇女在地里劳动也为社里节省了从外面请短工的支出。①在西安附近,调集妇女去锄草使男人得以去从事那些被认为是更有技术性的劳动,如照看瓜果和参与其他副业劳动。合作社的领导劝妇女在下雨天或农闲的时候做家务活和针线活,以免这些重要的无偿的活计被忽视。②在Z村,妇女被认为适合干各式各样的重活,但任何跟机器有关的活却属于男人的职责范围。妇女们拖着粮食去集体所有的磨盘为家里磨面粉,然后自己牵着集体的驴子绕着磨盘转。当Z村终于买上了一台水力发电机时,发电机便成了生产队里的副业,男人操作机器并获得工分。③从初级社开始,男人就经常被分配到小型食品加工厂(包括做豆腐)或砖瓦厂这些地方去从事集体副业。④一些有限的由妇女从事的
副业给的报酬往往比男人从事的副业要低。⑤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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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安秀通过当接生员而成了国家接生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接生改革是中国农村妇女接触到新政府的最早事件之一。妇女卫生工作被列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良好的接生技术是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正如全国一条家喻户晓的号所表明的:“怀一个,生一个,生一个,活一个。”③共产党和国家延续了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开始的一套语汇和政令,并决心在农村地区扩展更为广泛的力量。国家的政策执行者们设想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过程:他们将科学知识和实践带到农村,将产婆们赶走。他们认为这些产婆是造成众多婴儿和产妇死亡的罪魁祸首。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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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和礼仪的文字中,分娩本身被视作一个不洁和危险的场合。⑥南郑县一句流行的谚语概括了这种危险:“儿奔生,娘奔死。”⑦难产的情况下,母子的生死便取决于当地产婆的技术。1950年代政府工作人员走访了一些产婆,这些产婆描述了难产的种类及其接近残酷的应对措施。“井圈生”指产道太窄婴儿无法娩出,产婆用腿支撑产妇后背,把她往后拉,挤按产妇的肚子把胎儿挤出来;要么就神道道地“用斧头砍绳,或用斧头在井口砍三下”。这样似乎是为了以井口来象征产妇的阴门,井绳象征脐带。如果胎儿还生不下来,产婆就问产妇的长辈要孩子还是要母亲;如果要母亲,产婆就用一个钉子做成的钩子或者砍柴刀把胎儿拉出来,有时用刀或者镰刀把胎儿肢解在子宫里。①“饿老生”指一只手或脚先出来而产婆无法把它送回去,这种情况产婆就用针扎手脚或者用刀把它砍断,或者在上面抹盐(村民认为如果孕妇出门时手里有盐,她生产的时候胎儿就会伸手要盐)。②“西瓜生”是指胎儿生下来的时候仍包在浆包里,而产婆不懂得打开浆包,却把胎儿活埋。然而,有经验的产婆则会用手把浆包撕开,把婴儿拉出来。如果婴儿不啼哭,她会撕下一片糊窗户的纸,放在婴儿胸前焚烧以助其呼吸。③孩子几天生不下来叫“慢生”,这种情况下产婆就要开骨缝,由其他两个人把产妇的两条腿尽力拉开,产婆在手上抹点油把胎儿掏出来(开骨缝会导致产妇终生残疾)。如果婴儿的屁股先出来(莲花生),产婆会把屁股推进去再把双腿拉出来。如果羊水未破,婴儿的头就先顶出来一个包(顶包生),产婆会用手撕破让水流掉,然后用双手往下推胎儿,直到胎盘下地为止。④胎盘不能娩出的时候,产婆就用手把它拉出来,为了止血就熬些黄蒿水、墨水、童子尿让产妇喝,因为这三种东西性凉。⑤
少年奥卡 //看的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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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这种精神不但为她同时代的接生员所共有,还被国家的出版物所赞扬。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那带有红十字的医药箱不见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都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把医药箱带到了幽冥之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但反映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的神怪故事几乎都
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②

然而刘西罕的恐惧还不止这些: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因为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科学的世界和套关于接生员的旧观念碰撞到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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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有关家庭的著述也颠倒了之前赋予城市和农村的价值意义。20世纪以前,农业被认为比商业更根本、更高尚,农耕家庭代表了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到了20世纪,许多改革者都将中国的城市看成是形成现代化的地方。家庭领域被认为是放置现代行为的关键节点。一对自由结婚的城市夫妻组成的“小家庭”则是这种家庭领域的缩影。②农村的家庭被认为是深陷在封建思想的泥淖之中,无法达到城市的文明程度。1927年,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毛泽东回应了这些问题,他这一回应后来成了著名的对妇女重担的陈述:“(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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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地方妇联试图解决家务活的问题时,她们并没有提议要对“谁做什么”这个问题进行集体化、补偿或解决。她们建议,或许家务活应该在农闲季节进行。又或者,也许生产队应该从工作日中拨出一段指定的时间给妇女,这样每个人(意思是,所有妇女)就可以连续完整地完成家务活。虽然妇联提到了一个用这种方法“解决了农活和家务活的矛盾”②的合作社的名字,但家务活通常不被认为是劳动。尽管如此,妇女们自己有时用谈论强制性的、常规的、有纪律的劳动的语言去谈论她们的针线活,例如:“那都是黑了加班,给娃娃做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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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竹香等劳动模范的官方记载对植棉、与自然作斗争、政治敌人背信弃义等题材进行了生动流畅的记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对有关孩子方面却缄口不提。尽管50年代发行的刊物谈论了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设施, 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劳模需要这种托儿帮助,以便发挥她的历史作用。我们如果不赞同那种认为母亲与孩子有着神圣纽带联系的本质主义义论,也不想当然地认为关心育儿是一种“超历史”的定式,那么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将这种缄默看作是国家带来的失败,甚至看作是一种图利忘义的尝试:把妇女宣扬为模范,却从不认可她们为模范角色所付出的物质和情感。总之,这种缄默可以被解读成是进一步追随了长征的错误理念:国家干脆假装妇女的情况跟男子的一样,将女子吹捧成为跟男子平等、一样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①然而,这样的谴责不管多么让人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女劳模们曾经是如何满怀热情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带明显的矛盾态度)承担起模范的职责,也忽视了劳模地位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以及这一地位势必带来的日常工作。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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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塞里尼( Passerini )1987年,第182页)写道,在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禁止或惩罚节育的行为,但节育依然为人们所践行。帕塞里尼称节育是对“妇女所受压迫的一种实践批判”。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农村,节育为国家所供,于1956年暂行并在60年代末得到更积极的推行。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意大利,我们或许都可以将这一代衷心希望不再生那么多孩子的妇女们的愿望理解为是对“妇女所受压迫的一种实践批判”。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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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记录表明,当时有美德的妇女是这样确认产生的:先由其邻居告知当地官员,随后这些官员再将她们推荐给当朝皇帝。②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发或线性的,而是需要许多家庭和社区的力量来争取与节妇或贞女相关的奖励和威望。尽管如此,这种确认看起来是从地方社会一直往上到达官方,并对朝廷列出的选拔指标作出响应。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陕西,有美德的妇女却不仅仅是由国家召唤或由邻居提名来产生的,她们必须被创造。如1951年民政局下达给
地方官员的一些指令所言,劳动模范要被“发现和培养”。①党或政府的干部是默认的创造劳模的人。蹲点干部确定潜在的先进者,诱导她们担起领导角色,为她们培训必备技能,在她们遭到反对时支持她们,然后推荐她们获得国家的认可。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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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一个劳模的资历和威望被建立起来,她在公共场合讲话的主要任务就不再是证明她的过去,而是要为即将到来的下一项任务努力进行动员活动。因此,我们发现山秀珍在1961年对渭南县公社社员的一次演讲中,不仅报告了最近一次棉花生产会议的内容,还提醒大家控制虫害(“虫子像敌人一样向我们侵略”)、除草、防洪和施肥的重要性。②在她职业生涯的这刻,已不再需要公开唤起她的背景。她的生平故事是公共的财产,决定了她
关于劳动的劝诫将会如何被大众理解和听取。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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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这些有名的妇女劳模和其他没那么有名的劳模所领导的务棉小组不但宣传和推广了植棉新技术,还宣扬了一种建立在小组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基础上的精细的劳动分工。②这些努力不仅得到了农业技术人员和妇联干部的支持,还获得了党和国家提供的物质帮助。一个劳模选出来之后,些利益主体便会蜂拥而至,以确保她的工作计划能成功,各路资源也来确保有良好的结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秋香乡里的信用合作社一起合作,确保她的合作社能够及时获得贷款。到1958年,银行已经为秋香的小组提供了27笔总额达3889元的贷款。一份银行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的,这种具体的帮助消除了农民那种认为棉花亩产不可能超过一千斤的保守看法。秋香试验务棉小组的第二年,银行拖延了购买农药的贷款,秋香只好用技术站提供的一瓶杀虫剂将就。上级领导发出指示,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银行紧接着便连续贷给秋香的合作社六笔肥料款和四笔杀虫剂款。银行报告里引用了秋香自己所说的话:“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你们对我的支持,一个人本事再大,要实现亩产千斤棉花是根本不可能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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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妇女劳模的记载通常只是偶尔才涉及劳模的性别。①比如,曹竹香之所以成为劳模,并不是因为她成功地兼顾了照看孩子和田里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她明确地提出要将妇女拉到家庭空间之外的生产当中去。她既没有清楚地道出也没有克服那些即使党已经发出了男女要平等的号令,却依然顽固地存在于目常工作和社会期望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又或者,即使她清晰地表述出且克服了这些差异,关于劳模的故事也不会对此作出报道。劳模故事的目标是宣传棉花生产、团体组织和政治忠诚在地方上的成功。虽然妇女进入生产彻底改变了她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分工领域内的地位,但有关妇女劳模的文字—甚至可能连劳模的主体地位本身—都淡化了那场巨大变革的重要性。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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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妇女身处于劳模这一位置,以致我们无法独立于这一位置去理解她们的主体性。随着她们走向生命的尽头,她们仍然用国家曾提供(后来又废弃)的语言去表达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劳模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性行为、政治冲突、鲜为人知的忆苦的原因,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它们不是在书面材料中未被提及或没有得到完全说明,就是在访谈中未被问及或没有得到回答(尽管不是完全未曾涉及)。尽管高小贤想要回去再一次次进行尝试的愿望(我也持同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的故事对一个在许多其他领域已遭受攻击但在历史学界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提出了质疑。这个理念就是,只要我们挖掘得够深,那个具有与公众视野内的模范形象截然不同的内在个人的真正自我就会自己显现出来。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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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留下了一笔遗产:妇女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农业劳动力的中流砥柱。社会性别分工依然对“大跃进”至关重要,尽管被认为适合妇女的任务在持续变化和增加。由于男人们先是参加“大跃进”的工程建设,接着进入管理、技术行业和一些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便接替了他们在田里的农活。本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大跃进”时期对妇女进行的广泛动员—这在党和国家的文件里已有充分讨论—加剧了长久以来的衣业女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却几乎未在文件中提及。对“大跃进”及其后果进行的社会性别分析表明,农业的女性化巩固了毛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拥护了党和国家的中央积累策略。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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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期间的工作分配是由生产队长决定的,并且不能被拒绝,②然而男男女女大规模移动势必带来的混乱不安和不确定性意味着,违规行为、缺席甚至是集体反抗—整个乡的人都表示反对一一的情况也有可能岀现。与此同时,调集妇女去参与大的工程计划意味着,由于年纪太轻而不知山秀珍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饥荒和逃亡的妇女们,往往是头一次离开娘家和夫家的圈子。③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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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什么这几十年一直在个人和集体对乡村历史的讲述中缺席?这依然是棘手的问题。这个时间的皱褶,像伦格尔故事里那个一样,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叠缩。什么算是一个事件?这些妇女是不是只记得那些重塑了她们的家庭空间的事件,比如大食堂的出现?或许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都突出了那些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事件:两次获得土地,一次是在50年代,另一次是在比这更晚些的时候。人们是不是将改革时期更持久的变革加入到了对早前历史的理解中,并为家庭耕作这种再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组织农村生活的方式提供谱系?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实行集体农业的那些年如此波澜不惊,以致它们不会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妇女们宁可忘记掉过去那些贫穷的岁月吗?还是因为集体化时期被抚养孩子、下田劳作以
及各种无偿的易被忽视的生产劳动挤得满满当当,以致停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一段精疲力竭、模糊不清的时间?如一些最优秀的口述历史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①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是让阐释变得明晰,然后对其意义不明确之处提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亦无法回答。
少年奥卡 //时间的褶皱，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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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进入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的负担丝毫没有减少、孩子不断增多这些可能解释了记忆中皱褶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何她们在叙述饥荒后的年代剧对细节的记忆模糊不清。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记忆的社会性别景观基本毫无特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农业女性化除了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其带来的不同影响提供线索外,还有个原因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来产生剩余,从而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中国大陆学者温铁军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②为这种积累提供了保证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即除了家务劳动外还将农活分配给妇女的做法,却没有在政治领域有关集体化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这点倒格外引人注目。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了男人使他们不但能够去建设工程,还能在“大跃进”之后去发展小型的乡村工业。妇女也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构件—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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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去获得她们关于50年代的故事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悲悯或哀怜之情,①而是表达出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抗议。社会曾依赖并且要求她们付出大量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负担。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依靠了妇女在棉田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还依靠了她们被全盘遮蔽了的家务劳动。它们表明,正如社会主义带有深刻的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一样,对社会主义的多层变革、困难和意义的记忆也是如此。
少年奥卡 //这些劳动使得集体化时代里赡养和扶养的义务由妇女们来承担，而在集体化消解之后，没有人再来替她们承担这一部分义务，成为被赡养对象的她们此时就成了社会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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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妇女们所讲述的那样,1949年革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改变妇女每天所做的工作得以实现,因为妇女一直都做这些工作。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抨击旧习俗得到实现:守寡守节只会使像曹竹香这样的新兴领导赢得尊敬。革命改变的是农村妇女工作的环境,消除了一些对安全和生计构成的最恶劣的威胁:征兵和流寇。革命减缓了长期食物匮乏带来的影响,在农闲时节提供种子和短期贷款。20世纪50年代,妇女参与到了雄心勃勃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尝试当中。许多新的行为做法的出现创造了国家效果,产生并重现了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排列了农村的空间、时间以及农村妇女的生活。然而,仔细考察这种乐观的进步叙事就会发现其活泼欢快的表述中还包含了其他主题,这些主题中的每一个都至关重要、矛盾,并带有社会性别指向。

第一个主题关系到国家对土地所有制的政策问题。“生活两次变得更好并不是一个无止境进步的故事,而是一个有两个节点的进步故事,它们对农民产生的效果都惊人地相似:50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家庭,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土地包产到户。在这两种情况中,家庭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单
位集体化不再出现在这个进步的版本中。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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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故事为中国农村在关键时期的转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报道。这份报道既起到丰富的作用也起到颠覆的作用,不但有充满感性的细节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还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论点。这些故事表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的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劳动。当她们坚持认为她们所记忆的具有美好德行的自我并未随时间而改变。*她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我们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的不平等。在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
少年奥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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