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香港2014年“占 领运动”和2015年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本地立 法失败为开篇,解析了香港政治之所以走入当前困局的心理、社会、政治和历史脉络,包括:香港社会对于“一国 …… [ 展开全部 ]
  • 作者:阎小骏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定价:32.00元
  • ISBN:7010161976
但是,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更加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占领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第一,运动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结构和社会运动网络。香港社会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得以在新的平台上互通有无、积聚力量,为下一次的抗争活动做好准备。第二,运动也是对整整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政治灌输。通过这次运动,香港既有的“民主化”和新生的“本土化”论述被传递到年轻一代,并被逐步激进化,势必成为未来特区管治的重要影响因子。第三,运动完全破坏了香港社会同特区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进一步摧毁了香港社会的泛民主派以及受到泛民影响的青年群体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的深入民主化改革受到阻滞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占领运动”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将会极为困难,而重建中央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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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少港人未能认识到“港情”、“港事”和内地社情民意的发展变化也会对“一国两制”的落实形成关键影响。在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关系上,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就有多大这条规律对于双方都完全适用。所以不少港人认为无论香港社会做什么、说什么甚至骂什么,北京都必须按照某个他们所认定的公式来严格落实“一国两制”,不得有丝毫偏离;如果政治现实与他们的想象发生落差,便采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路,通过日益激烈的社会运动向北京要价。但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北京拒绝再作让步、或者根本不予置理的时候这个你来我往的政治游戏又如何能够继续下去?京港双方就在这样奇特的行为模式引导下相背而行,已走完整个过渡期和回归初期;如今双方愈行愈远、离心离德,如果这一趋势不被尽快扭转,最终必然将香港政治带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lingdodoo //香港很多有识之士都如此悲观,不得不引起北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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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没有料想到的是,关于主权和治权的争议,非但没有随着英国殖民者的撒离而消失,反而在回归后成为香港本地华人精英中的“反中”势力借以向北京发起政治挑战的主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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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乱”虽属政治的两极,但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实际上横亘在治乱之间的障碍恐怕就在人的一念之间。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符合香港具体情况、能够保证香港前途与发展的好制度;要改变的,恐怕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十八年以来对于这一制度的过高期望和扭曲的认知。
首先,“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的建立之基,但绝不能把这个制度误认为是“一国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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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国家认同的缺失相连的,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后如何看待内地及如何处理与内地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无法形成共识。由于在国家认同观念上的混沌状态,使得香港社会在回归后不但不能在如何处理与内地的关系上形成共识,而且几乎所有的“跨境问题”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争论。但无论是高铁计划还是“双非”儿童,这些争端的核心都在于两个问题,即:回归中国后的香港应该同内地建立起怎样的关系?以及香港在与内地的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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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在历史上作为主要接纳来自内地的避难者的自由港,人口的来源和组成结构亦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多数对中国内地的政治权力抱有天然的、程度不一的负面情绪——从厌恶、恐惧到抗拒、反对—并且通过家庭和社会教育将这种情绪传递到年轻一代。香港社会在看待和处理与中国内地关系的集体社会心理背后,深藏着这种具有惯性的优越感和代际相传的仇恨感互相纠结浸染而产生的复杂情绪。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心理往往是不论意识形态分野,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左、中、右不同位置的香港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
lingdodoo //这一点非常关键,是最大的心结。见到的香港朋友就有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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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程证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是:它的行政起源是中央政府签发给内地居民的出境许可证,在当前的主要意义是以配额的形式控制南下香港的家庭团聚人口,以免给香港特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过大的影响。“单程证”制度的实质是:中央和内地省市政府在控制较低社会阶层人员南下港澳成为“新移民”的过程中,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替特区政府做了阻滞中港家庭团聚的“恶人”。但在其他对香港更直接有利的人口输入方面,中央政府是完全授权给香港特区政府自行处理,也没有设置任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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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侧面看,港府在“自由行”政策上的操作也反映了“港人治港”背后若隐若现的本地工商业利益对特区政府的俘获。以港人为主组成的特区政府,不是顾及绝大多数港人的利益,而是把政策重心毫无顾虑地放到大商家、大财团一边。这既有港府从殖民地时期一脉相承的执政思路的影响,也不排除个别香港本地高级公务员存在个人私利的考量。廉政公署和香港媒体后来揭露出的高级公务员贪腐案件似可成为相关注脚。港府的这些政策行为,不仅未能使得香港社会普遍受益于中央的惠港政策,反而加深了香港市民对内地和内地人的反感和抗拒情绪,并间接影响到香港市民对于“一国两制”的支持程度,其引起的政治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对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治威信也造成了损失。但无论责任属谁,这些回归以来极不愉快的集体体验,使得香港社会对中国内地的负面情绪日益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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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开香港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境,钥匙还在香港。在二十世纪,香港社会有责任以发展的目光看待自身的身份认同、国家政治认同和两地关系等重大问题。而国民身份的教育是每个现代国家都必须进行的工作,也是在政治上建立互信的必由之路。香港社会可以也有权参加到国民教育的内容大讨论中,适时监督国民教育的开展情况,纠正国民教育开展过程中不适当的做法,但抗拒、排斥乃至丑化国民教育则绝非香港社会与北京建立政治信任的适切做法。如果国民教育在香港社会不能有效展开、国家政治认同在香港无法确立,香港政治将很难走出困局;而在那样的状况下,国家政治认同这个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将不得不成为政治上区分敌、我、友的标准,甚至成为政治忠诚度的量度标尺。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天,不但整个香港政坛会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投机分子充斥,真的问题和真的人才也会被遮蔽和湮没,甚至连香港自身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也可能在此过程中遭受到毁灭性打击。那一定是所有爱护香港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lingdodoo //国民身份的教育,在哪个国家都有,不宜矮化,而是必然。 国民教育—-国家政治认同,即使是超级自信的美国,也不会忽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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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港人治港”的另一个隐忧是本地政治人才在国家认同度和政治忠诚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港英的长期统治下,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尤其是公务员系统中——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政治忠诚度的灌输和训练。在香港回归之后实行的“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因此,处于各行各业的治港人才是否能够抛弃旧有的对于殖民地体制的政治认同,而建立起对于新的主权者和新的政治秩序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其结果也需要经过现实政治生活的考验。2003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国情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治港队伍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情况在改善之中。特别是在2014年的“占领运动”期间特区政府的各纪律部队都能够坚守岗位、听从指挥、严格执法,赢得了中央政府的赞誉。相反,某些北京曾给予高度信任的重要商界人士——有的甚至担任了全国政协不同层级的显要职务—却在香港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不听招呼、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政治上“掉了链子”,这不能不引起北京的警惕。在“港人治港”的总体安排下,香港政治和管治人才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问题,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lingdodoo //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度的问题,是公务员系统建设的大问题。可惜当时在香港,这个问题并未与小家伙们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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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政治辩论长期失焦,本应是香港社会讨论重心的本地政策议题却沦为双方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香港的政治话语中,最能引起激烈争论和有效辩论的往往不是那些重要的“在地”议题( local issues),反而是那些香港社会根本无力可及的空洞的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本地政策议题也常常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无限上纲和泛政治化,得不到专业的深入讨论。最终形成的结果是——除非特区政府主动进行私下政治交易——基本上全部立法会议员都按阵营站队,关乎民生的本地政策问题被作为打击国家政权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武器和工具。
lingdodoo //离地式,对抗式的政治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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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香港政治在未来要走出困局,香港的泛民主派就必须作出一个艰难的择:究竟是要成为治理型的反对党还是革命型的反对党?治理型的反对党,就是要承认中央政府管治权威,在既定的政治秩序内参加本地政策的辩论,并开展选举活动,其目的应该是改善本地治理、监督特区政府运作、守护香港的利益、督促“一国两制”的落实,并通过选举争取参与特区管治工作。如果香港泛民能完成这样的转型,香港政局走向良性互动格局、以对话代替当前的对抗就有了基本保证。而革命型的反对党则是以挑战和反对现有政治秩序、以推翻政权为己任、以阻挠甚至破坏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为目的。如果泛民中的大部分力量决定保持这样的对抗者地位,那么香港本地的政治将只会在僵局中越陷越深,而中央和特区政府也必定采取更为严格的、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来确保这些反对派的活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政权安全。那样的话,中央、特区和香港社会面临的将是得不偿失的“三输”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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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治理的末期,在英国政府向华人代理人“让权”的总体署下,华人公务员逐渐跃升为殖民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殖民地政府剂他们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亲英教育和考核。虽然香港回归十八年来,港府的原有高级公务员已经经过了北京的长期观察和特区政治实践的考验和淘汰,但港英时期的残余影响仍然存在;同时,在北京看来,港英政府在公务员队伍中布下的“暗桩”尚未得到彻底清理。特别是在港英“居英权计划”影响下的受益人,如果在没有放弃此等权利的情况下,更是极难获得充分政治信任。这一问题似乎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加速代际更替而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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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庄丰源案”和“刚果(金案)”中,京港双方在调适两个法系之间的潜在冲突和矛盾方面则显得更有智慧和分寸。虽然在“庄丰源案”中,全国人大并不同意终审法院对于居港权问题作出的解释,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法律或政治行动加以纠正;而仅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声明,指“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七月二十日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不尽一致,我们对此表示关注”。特区政府亦没有就此案的判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要求。而在2011年的“刚果(金)案”中,尽管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认为法院应该跟从普通法传统中的“有限外交豁免权”原则,但终审法院仍以三比二的比数决定依照基本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寻求释法,并最终跟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外交豁免权原则的解释。这是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第次实现京港双方相向而行、互相合作,妥善处理了两种法系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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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处理将越来越日常化、专业化和行政化。特别是未来,当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崛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中国精英阶层成为处理对港事务和制定对港政策的中流砥柱时,他们对香港的看法是否还能够和老一辈政治家完全一致,这本身就存在绝大疑问。未来“港人治港”如何在香港落实,部分取决于年轻一代中国精英阶层在多年以来积累而成的对香港的观感、看法和态度。特别是随着两地交流的日益密切,弥漫在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针对内地的习惯思维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势必对年轻一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阶层关于香港的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随着两地精英阶层在国际化、现代化和受教育程度上对比关系的逆转,“港人治港”本身所具有的逻辑性和正当性也在新的时代显得越来越单薄。坦率地说,这才是“港人治港”在二十一世纪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最大变局。
lingdodoo //这倒是个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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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非”儿童为例,在回归之后的居港权司法争议中,暂且不论法理上的是非曲直,就政治观点而言,北京始终是明确反对给予“双非”儿童居港权,这也是香港司法界和北京在全国人大就有关条款释法过程中的重要争论点之一。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北京让步,没有推翻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的判决,令出生于香港的“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但当这个判决引起了跨境产子潮之后,香港不少人和某些媒体又倒打一耙,把“双非”儿童问题硬生生说成是北京向香港的“殖民阴谋”。这样正正反反的阴谋论令人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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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北京的底线关切被香港社会切实回应、中央在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被有效保障、香港华人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被逐步确立的情况下,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才有可能迈向新的阶段,获得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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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驻港机构主要官员的历次发言均清晰体现出,中央在港新的底线关切已全面转变为政治报告中所界定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三个要素也势必成为将来相当长的段时间内北京分析香港局势和调整对港政策的关键考虑。国家的主权包括国家在香港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主权,也包括中央在香港依法享有的治权不容损害和“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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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要顺利落实,甚至不断扩宽“高度自治的空间,必然的前提是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政治信任。但另一方面,部分香港政治力量坚持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看作是对抗北京
“反中抗共”的武器,并将此付诸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这反而引起北京的疑虑和对香港政治管束的进一步升级。这两方面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高度自治过程中的内生张力。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还在于香港泛民主派的念之间。如果“泛民”不能改变其对于高度自治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不能在“一国”原则上建立起同北京的政治互信,并将自身转型成为承认国家和特区总体政治秩序的“忠诚在野党”,他们或者会被香港选民所直接淘汰,或者会在新世代的压力之下变成激进的政治秩序破坏者。在那样的情况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并没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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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特区政府尚未表达要在近期重新恢复二十三条立法的意愿。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国家安全立法对于京港之间重建信任,以及维护和扩展“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空间所具有的意义。
lingdodoo //只有香港社会主动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京港之间的政治信任关系才能得以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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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酸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曾以精当的语言批评过这一现象。他说: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就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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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取决于香港社会本身。把希望寄托在内地政治现实和国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所谓“突变”之上,绝非对香港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态度。试图把“一国两制”这个充分体现政治自信合作和信任的制度安排变为“反中”、“抗共”的武器,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正是这些不知所谓的政治理念,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引导着香港政治的公共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众传媒和青年学生。这是非常不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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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港英殖民地政府作为英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听命于伦敦。虽然殖民地与伦敦之间时有政策上的分歧与争论,但这种争议与英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争斗毫无二致,并非某些人士所宣称的“殖民地政府”为香港谋取利益。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本最低的条件下为宗主国产出和贡献尽量多的物质价值。伦敦与港督或者在施政路线上会有所分歧,但在执行和捍卫英帝国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殖民政府基本没有在地性,也有意同其管治下的本地华人社会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隔离。
由于港英殖民政府本身就是英国所宣称的“主权”和实际执掌的“治权”的代表和象征,殖民地政府也是英国政府的直属组成部分,伦敦英帝国政府并不需要在香港保持高能见度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通过对港督和驻港英军司令的任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访港、英国君主的到访、英国国家标志的展示和英国国家仪式的举行等不同方式在香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宣示其作为自我声称的“主权者”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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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所秉持的这一政治底线大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香港不能以任何形式叛离中国国土。这亦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分离主义行动将触碰中国的政治底线。第二,香港不能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北京重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前提就是后者享有信息自由,因此北京支持香港特区享有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表达、新闻和出版自由。但北京的界限显然是,香港不能在基本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权利下成为颠覆组织的基地、联络站甚至是前进指挥部。第三,香港不能成为内外“反共和反华势力”勾连的避风港,不能成为西方对华发动“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只要北京足以信任香港社会不会触碰这三条红线,并且香港社会亦有相应政治和法律手段对此作出保证,北京所能够给予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化空间,甚至会大大高过今天香港人自己最好的想象。
lingdodoo //这个逻辑是自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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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建设将成为可以着手的第一步。未来,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应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央信任、民众支持、政绩优良、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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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城市的未来。随着香港的发展,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从“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这样的殖民地思维中解脱出来。香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不再是中转站,而是安身立命的家园。随着本地身份认同的不断上升,年轻一代中的“本土意识”也开始强化,强调“我是香港人”的声音越来越显著。随着“本土派”的崛起,青年一代中的分离主义、政治自决甚至“港独”意识在未来可能不断上升,成为后“占领运动”世代(“九零后世代”)所尊奉的主要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本土主义政治势力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势将成为香港政治“新常态”中所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与香港青年一代的关系在未来十五年至二十年间向何方向发展,也将决定和塑造未来几十年香港政治“新常态”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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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任何方面来讲,香港“独立”都是毫无可能实现的极端虚妄的政治狂想。正如《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在博客上评论到的那样:
从台独到港独,都患了历史失忆征候群,或是只有“选择性的记忆,加港大《学苑》的港独论述,强调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小说与电影,带来“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成为香港“立国”的基础。但香港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小说与电影的记忆,肯定不能绕过金庸武侠小说和部氏电影,而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有强烈的感时忧国情怀,绝对不会同意港独的论还。更不要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青年乐园》,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将杳港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作出承担港独的优恨政治违反了人性,(也)违反了两岸三地绝大部分的民意,反了香港人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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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天,署理四川盐茶道赵藩曾为成都武侯祠撰写过一副含义隽永的名联,被认为道出了中国治道之精要,值得后世揣摩。读者诸君且允许我冒昧地把这对联中的“蜀”字更换为“港”字来结束这本小书: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港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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