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幸窥视到许多同胞灵魂的秘密，他们在那里深藏着最为隐秘的愤怒和痛楚。在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后，我总是禁不住感叹，这些人看上去是那么正常、那么普通。作证之前，他们谈笑自如，就像其他健康人一样毫无包袱地生活着。但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你就会惊异地问他们，怀着尊严和纯真、默默地忍受着如此沉重的痛苦和愤怒，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被我们倨傲地视为“普通人”的人们，在面对足以摧毁意志薄弱者的巨大挑战和困扰时，表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忍。

我们任何人都无权说“让过去的事过去吧”,然后挥手间一切就真的过去了。我们的共同经验其实恰好相反一过去的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地解决一切。我们必须直面禽兽,否则它就会反过身来要挟我们。

贞女圣玛丽教派的玛格丽特·玛格达兰修女,是住在南非的一个圣公会修女。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述了耶稣是如何处理在其教区遭到的痛苦和愤怒的。她用吸尘器和洗碗机作比喻。吸尘器吸入所有的尘埃并保留在袋中,而洗碗机则在洗净脏盘子后,立即将污秽排泄进了下水道。她认为耶稣的行为更像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他吸收了遭遇的一切,然后又把一切转移给了圣父。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我们这块土地的复原就会遭到挫败,因为永远会有暴行被揭露出来,破坏我们既得的成就;或是总有人会说:“这样做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终究这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卸下历史的包袱。”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为古人,为现在,也为将来。不论怎样,这才是群体成其为群体、人民成其为人民的东西。

长着眼睛的人都可以看到关于犯人在狱中神秘死亡的报道。长着耳朵的人也会经常听闻令人不安甚至胆寒的事情。但是,他们对邪恶却选择了不看、不听、不说即使坦白的人也会推诿罪责--“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拒绝以负有道义责任的个体来承认罪责。但每个人都必须为执行有昧良心的命令而承担责任。

如果你请求得到一个人的宽恕,你可能遭到回绝;你曾伤害的人可能拒绝原谅你。如果你是受伤害的一方,希望给予宽恕,那么冒的险就更大。罪犯可能傲慢而冷酷或毫不觉悟,不会或不愿道歉或请求宽恕。因而他或她无法接受别人给予的宽恕。这种拒绝可能破坏整个过程。我们南非的领导人可以说他们甘冒一切危险,走完坦白、宽恕与和解的路。他们似乎赌赢了,因为我们的国土没有遭受似乎不可避免的灾难。
关键是,当某种关系受到损害或可能崩溃时,罪犯应该承认真相,准备并愿意道歉。这大大有助于宽恕与和解的进程。这并非易事。我们都知道承认错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一-在几乎每一种语言中,最难启齿的都是“我很抱歉”。

我指出,我们在南非认识到,枪杆子打不出真正的安全。只有当为众人敬仰的中东的所有居民都认为其人权和尊严得到尊重与维护,真正实现了正义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才会到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有宽容的必要,必须既保证以色列国的安全,也保证对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公平。在以色列,人们已经对我另眼相看。
显然,在诸如卢旺达、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南非所经历的进程,证明了他们的国土上所缺之的东西的价值。人们听到了逆耳的话,但不会指责我无情无理。更重要的是,似乎听到我的话的人,都从南非的经验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幸运地得到了敢于冒险的领袖人物的祝福——当请求得到或给予宽恕时,就是在冒险。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就更好的东西。我们不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应该具备的好的一面展现出来,例如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会同心协力进行抗争,整个世界都包融在巨大的同情和慷慨之中,一时间被我们关怀的人性、一种普遍的乌班图精神绑在了一起。这好的一面还体现在得胜的国家制订马歇尔计划,帮助过去的敌国进行重建的时候;体现在我们建立联合国组织,让全世界的人可以会聚一堂避免战争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签署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宪章的时候;体现在我们禁止杀伤性地雷的时候;体现在我们一致禁绝酷刑和种族主义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共存,为了友谊、集体和家庭我们原本应该生活在相互依存的微妙网络中的。

我说有人在议论建立法庭,因为人们不愿看到罪犯逃脱惩罚。但是,我担心如果他们真想得到的是一报还一报的正义,那么卢旺达已经尝到了它的滋味。无论如何,大部分胡图族人都无法相信法庭判定他们有罪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也不会相信世界上任何法庭面对同样的证据都会判定他们有罪。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他们被判有罪不是因为他们的确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是胡图族人。他们会等待报复的那一天。到时候,他们会让图西族人为恶劣的监狱条件付出代价。我告诉他们,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说,卢旺达的历史是典型的人上人和人下人的历史。人上人紧紧抓住其既得特权不放,人下人则竭力要把他们推翻。得手后,新的人上人便开始反攻倒算,让新的人下人为他们高高在上时造成的所有痛苦付出代价。新的人下人像愤怒的公牛一样进行还击,试图推翻新的人上人,全然忘记了新的人上人认为自己是在为现在的人下人在位时所造成的痛苦而报仇雪恨。这是复仇与反复仇的悲惨历史。我提醒图西族人,他们等了30年才讨还了他们认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正。我说,胡图族人中的极端分子也完全可以等上30年甚至更长时间,推翻新政府,大肆反攻复仇。

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

随着年事的增长，我惊喜地发现神学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是多么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欣慰地发现我们其实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当上帝申斥亚当违反禁令偷吃禁果时，亚当不愿承担抗旨不遵的罪责，把责难推到夏娃身上。而上帝指责夏娃时，她也一样地推卸责任。（我们不知道蛇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因此，大部分人不情愿承担种族隔离暴行的责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们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指责他人他事而不是自己，正说明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的真正子孙。

委员会的建立所依据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甚至没有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责。获得大赦的条件仅仅是：
·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
·　 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但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如前种族隔离政府及其附属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或一个公认的解放运动如非国大或泛非大，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
·　 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　 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应与目的相适应。
法律规定，如果上述条件具备，就可给予大赦。受害者有权表明这些条件没有达到，反对大赦申请，但没有对大赦的否决权。

在一张著名的照片里，他（曼德拉）在罗本岛和沃尔特·西苏鲁以及背景中的其他人，坐成一行，在庭院里敲石头。这种完全徒劳的苦役，可以以其毫无意义而毁掉意志稍弱的人。我们也知道，他的视力因在采石场做苦役暴露在强光之下而受到严重损伤。一切手段都用上了，就为摧毁他的意志，让他充满仇恨。但是，制度灰溜溜地败下阵来。他再次出现时，仍是完整的人。
说这27年纯粹是令人痛心的浪费并不难：想想他本来可以为南非、为世界作出多少贡献啊！但我不这样认为。这27年和其中的种种苦难是淬炼钢铁、去芜存菁的熔炉。或许没有这种痛苦，他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胸襟博大。痛苦和其他因素一起让他获得了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赋予的权力和威信。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有机会向他或她的追随者表明，他或她的整个事业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而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痛苦。

在南非，强悍凶恶的共产主义帝国——即里根所说的“邪恶帝国”——的瓦解是促成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因素之一。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让他们相信南非的确是非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了。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