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取的人的责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是从研究同性恋始。我做社会学研究,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现在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一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还认为,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
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相池能
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
心理医生。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这样一种说法。我以为守主义”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在现象上是一回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问题(换言之,你以为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无须为之动脑子)就会节
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
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事事大;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是否合理,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
样一个可怕的结论。
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在《巴巴拉少校》一剧里,安德谢夫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子,就问他能干点什么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对,斯泰芬先生理道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说道:

我喜欢看到人们取得各种成就,尤其是喜欢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取得任何一种成就。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我认为,把智慧的范围限定在某个小圈子里,换言之,限定在一时、一地、一些人、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种界限之内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智慧是为了产生、生产或发现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前述的界限就不应当存在。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众所周知,人可以令驴和马交配,这是违背这两种动物的天性的,结果生出骡子来,但骡子没有生殖力,这说明违背天性的事不能长久。

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