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过程中,摸索出几点心得。中华政治十分重视文化。然而这与其他国家提倡的“文化重视”,内涵并不相同。在中华历史上,文化几乎等同于政治。文化是用来证明政治权力的道具,也是权力与社会、权力与历史的指标。对于政治不断变迁的中华民族而言,历史传承极为重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这也是中国人十分骄傲的地方。中国并没有像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家族,也没有贵族。朝代兴亡交替,新朝代诞生,旧朝代的统治家族即遭灭绝,或者大隐于市,因此在能够证明中国悠久历史的证据里面,基本上没有家族、血统这个要素。
但是证明自己生命和存在的“荣耀过去”,这种事实必须获得某种方式确认。人们没有过去,就不可能有现在。而继承过去的就是文物,文物的所有人就拥有历史。手上握有历史,权力就有“正统”的权威加持，
朝代兴盛之时,皇帝就想把前朝因为战乱失散的文物再度找回,同时自己也开始热衷于文化振兴。因为没有文化,就进不了“中华”的传统。朝代衰退后,文物开始离散,但又因为新朝代的诞生,文物再度回到皇帝身边,这个过程循环不已,令朝代和文物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喜欢以男女关系的例子来分析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某位男生(大陆)的目标,就是和从以前就朝思暮想的某位女生(台湾)结婚(统一),现在与这位女生(台湾)交往,嘴巴不提要结婚(统一),却把这样的想法暗藏心中。对于这位女生(台湾)而言,想要开始交往的动机,是因为可以和有钱的男生(大陆)上高级餐厅(经济交流),拿到礼物(投资),虽然女性对男性的价值观有疑虑,现在还不考虑未来结婚的事情,但最好是暂时不要结婚(统一）才是她的真心话。

分三次海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共计两干九百七十二箱,包括陶瓷器及书画共一千四百三十四箱、图书一千三百三十四箱、宫中文书档案两百零四箱。与北京运出时相比较,大约减少两成,但是那志良等专家挑选的珍品大致都在。

《四库全书》制作了七套正本和一套副本,存放于中国各地。中国的历史是用文字传承的。中国人心中认为只有文字最能体现中华文明。集文字记录之大成的《四库全书》,其命运也同时被卷入中国近代史的悲剧中。
该书正本各以其所在地之书库名称为名,包括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版”、圆明园的“文源阁版”、避暑胜地热河离宫的“文津阁版”、清朝古城沈阳离宫的“文溯阁版”、镇江的“文宗阁版”、扬州的“文汇阁版”、南方文化中心杭州的“文澜阁版”。
其中文源阁版在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攻击时,与圆明园一起被烧掉了。镇江的文宗阁版在鸦片战争中损坏了一部分,1853年太平天国之乱时完全损毁。文汇阁版也在1854年时遭到破坏,文澜阁版也有部分损坏。剩下的三部则完整保存下来,北京图书馆保管文津阁版;甘肃省图书馆保管文溯阁版,而台北故宫则保管当时船运至台湾的文渊阁版。

在此我们来梳理一下故宫文物流转的路径和时期。1933年因与日本关系恶化,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走铁路从北京经南京到上海。加上古物陈列所等地的文物,总数达到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
当1937年日军接近上海之际,赴英展出的精华文物八十箱,经过湖北汉口、湖南长沙,于次年被疏散到贵州省贵阳。更在1939年被运到贵阳郊外的安顺洞窟。因为战火又延烧到安顺附近,194年被送进四川省的偏僻乡下巴县避难。
剩下的文物中,1937年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一度被安置在四川省重庆,1939年再走水路被运到四川省的乐山。
另一方面,走陆路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从南京北上徐州,再往西到达陕西省宝鸡,但是停没多久,又再走陆路到四川省峨眉。1945年日本投降,疏散到巴县、乐山、峨眉的文物都一度聚集到重庆,之后走水路沿长江向东而下,1947年时回到南京。
以上就是故宮在整个中国流转的全貌。

台湾因为“没有被包括在中华文化圈”,而被清政府抛弃（《马关条约》），这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个根深蒂固的创伤,也成为民进党“台独”意识及“反大陆”意识的动机来源,可说是集体的创伤。

复活的孙中山铜像与聚集在此的大陆游客,说明了政治对于文化的巨大影响。广义来看,政治的庇护对于文化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文化得以振兴;因为政治,文化也可能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
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许多艺术和文化。通过否定文化来否定政敌的行为,在世界历史上也非新鲜事。创造文化虽然是个人的艺术行为,但对于文化价值的评价却经常在政治浪潮中摇摆。

为了在《朝日周刊》连载《街道漫步一台湾纪行》,司马辽太郎在1993年1月曾专访李登辉。在这次的专访中,李登辉提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等大胆言论。司马辽太郎和李登辉交流之后,也对于在外省政权下受压抑的台湾本土民众”表示了“同情。

因为《台湾纪行》的发言,李登辉被中国大陆视为“潜在独立派”,司马辽太郎也因为这个专访,无法再到中国大陆采访旅行,但这次专访留下不少逸事。李登辉也答应要带司马辽太郎到台湾东部的花莲走走。司马辽太郎为了和李登辉再见面,同年4月再度访问台湾。

该书正本各以其所在地之书库名称为名,包括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版”、圆明园的“文源阁版”、避暑胜地热河离宫的“文津阁版”、清朝古城沈阳离宫的“文溯阁版”、镇江的“文宗阁版”、扬州的“文汇阁版”、南方文化中心杭州的“文澜阁版”。

其中文源阁版在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攻击时,与圆明园一起被烧掉了。镇江的文宗阁版在鸦片战争中损坏了一部分,8353年太平天国之乱时完全损毁。文汇阁版也在1854年时遭到破坏,文澜阁版也有部分损坏。剩下的三部则完整保存下来,北京图书馆保管文津阁版;甘肃省图书馆保管文溯阁版,而台北故宫则保管当时船运至台湾的文渊阁版。

2011年元旦,我再度有机会访问胡佛研究所,浏览了1965年台北故宫设立前后的日记,但依然没有发现相关的描述。决定故宫文物搬迁到台湾是在文化史上留下记录的一桩大事情,实在很难让人相信其指导者在理论上是“匮乏”的。

初夏的加州天空,像油彩融化般湛蓝透明。低头一看,绿意盎然的校园一望无际。位于美国硅谷核心位置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之美在全美国排名前三位。主导故宫文物搬迁到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他的一生巨作—《蒋介石日记》即存放于此。

有一回那志良对专家说自己的感想:“装箱好像没那么难嘛。”专家们就请那志良尝试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来,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是破的。接下来专家们把自己包好的茶碗也相同地猛摔,却毫发无伤。原来专家的作业是有“绝活”的。

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称为“稳”、“准”、“紧”、“隔离”(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就可以运送。这是相当有难度的技术。

内藤湖南等人认为,与其让欧美拿走中国文物,不如由邻国的日本保管,理想地希望本于敦亲睦邻的精神,将来有一天让文物回到中国。这种对于中国文物的态度,可说反映了理想派亚洲主义,相当程度影响了这些商人。

沈阳位于中国东北地方,是清朝满族的故乡。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在此建都,“满洲国”时代称为奉天。王公贵族为了躲避北京的酷暑,把沈阳当作避暑胜地。沈阳还留有当时宫廷建筑,小紫禁城变成了沈阳故宫博物馆,也被列入世界遗产。

很明显的,溥仪身边的人等待的是一个黑暗的未来,能够偷多少就偷多少,这种反应从人性的角度是可以想象的。同时,溥仪自已也在文物流失的情况中“参一脚”。在溥仪还没被赶出紫禁城前,有人在紫禁城的仓库里发现了一本目录。

这是负责整理文物的故宫职员所发现的,名称是“赏溥杰单”及“收到单”,也就是“给溥杰的恩赐清单”及“领受清单”。根据这份资料,溥仪给了弟弟溥杰大量贵重的文物,溥杰拿到市场上用文物交换金钱,和溥仪对分。通过这个方式流出的宋、元、明朝的书籍达两百种,唐代到清代的书画约有一千件。我们可以这样猜想,溥仪借此筹措生活费的同时也在积攒被赶出宫廷之后的生活所需。

溥仪既是宝物的所有人,也是偷宝物的其中一人。溥仪为了保命,充分地利用了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