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的方式,也有非线性的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在下面的报告中,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由于历史事件和对比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对比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比较粗犷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对比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主动性。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对结论的好奇使我们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兴趣全面上升。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①,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放心的是,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
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研究对比的时间超过百年。这100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对比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
3.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相互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①自然科学中,一些学科也无法通过实验室验证,比如宇宙天体学、气候学、生命科学等。

8.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分散,缺乏协调统
中国的金融监管也面临着巨大挑战:目前中国是分业监管制度,一行三会分别负责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金融业务的责任。这种分业监管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如分业监管存在监管的真空,无法随银行、证券、保险相互之间交叉的业务实施监管;商业银行为了规避法规的监管。将大量资金流向其他行业,寻求利润增长点和制度突破口;银监会与人民银行分离,对危机银行机构的救助,可能协商不一致,错过了最佳救助时机;外资金融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以及提供新型金融产品,单独一家监管机构无法对其实施监管等。
中国银行业之所以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未受太大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银行业在对外开放中,经营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确有提高,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目前依托国家和政府的信用、背景,主要业务获得的仍是垄断性的收益。另外,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个独立的部门进行监管,隔离了不同业务之间的风险,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随着国际上混业经营趋势以及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混业经营终究会是我国金融经营体制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行真正的混业经营,但各金融行业间的业务渗透已经非常普遍,如保险资金人市、券商股票抵押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保险公司推出连结保险和分红保单等,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同时涉足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业务等。基于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程度、风险控制能力和监管水平,选择何种混业经营模式和监管模式将是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巨大挑战。

7.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受制于国外评级机构
当前,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资信评级公司基本垄断了资信评级的国际市场。即使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其对企业、政府、国家的资信评级仍然是国际投资者最关注的决策依据之一。标准普尔把美国主权国债评级降调为AA+级,引发全球债券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这再次说明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和操纵力之大。
我国的资信评级行业起步较晚。1992年出台《企业债券管理条例》鼓励发行债券的单位要先得到评级,但不是说必须得到。之后,一些资信评级公司开始出现,但是迄今为止,比较成规模的只有中诚信、大公国际等少数公司,其市场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完全受制于国外权威评级机构。如果国外信用评级机构一旦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将对我国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3.房地产业过度繁荣,房价飙升
毋庸置疑,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出现泡沫。大量的资金涌向房地产开发市场和相应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一线城市房价屡创新高,房价收入比在北京和上海高达10:13,远高于欧美的4:5的水平,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正在迅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虽然国务院在过去一年内三令五申,不断出台调控政策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包括“限购令”等一系列严厉政策,房价仍然在保持较快的上涨。
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房地产行业已占据了全国总贷款规模的22%,房地产业的就业占全国就业量的10%;而住房抵押贷款也已占到贷款规模的30%。2010年我国房地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57557亿元,比上年增长33.5%,占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房地产开发中,土地购置费达9992亿元,比上年增长65.9%。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必然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极大的冲击。房地产泡沫是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而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十年中飞涨,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很大警示。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盾逐步显现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最大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警戒线,过去30年中国基尼系数快速攀升,从一个较为平等的社会演变成严重不平等的社会。收入最高的20%人口和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只有3.4倍。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可能还是当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口基数大,13亿人中最富裕的20%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6亿人,已经接近美国的人口总数,这个庞大的高消费群体足以支撑大城市的高房价和高物价水平。另外,庞大的人口群体中,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条件会日益艰难,普遍存在的“看病难,上学难”等的问题。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社会公平,也将酿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增强,劳资矛盾现象不断突显,长期看这有利于劳动者,短期内却加剧了企业的经营困难。目前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问题十分突出,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很大,加之当前信贷紧缩、人民币升值,企业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了大面积停工或破产的现象。这与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状况有一定可比性,企业经营困难会拖累实体经济,并最终危及整个金融系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比照美国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成因和征兆,我的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程度不同地隐含着金融风险甚至危机发生的因素,列举如下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缓慢,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
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如果说,中国前3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改革开放释放了原先被旧体制束缚的经济活力,通过市场机制引导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须依赖效率驱动,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从粗放型到效益型增长模式转变。目前中国依赖高投入、高能耗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工业比重偏好,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偏低,经济转型缓慢,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成为中国下一步的新增长点还存在多重变数。
国际经验表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过渡,即在人均GDP3000~7000元的阶段,最容易发生“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将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能否实现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