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斯的所有成就依赖于制定充足的战略、培养秩序和管理体系,从而在不扼杀其创新精神的情况下赋予其发展动
力。这就是中观思想的诉求:激励我们表达出我们的精神、创造力和人性,但仍然重视我们的日常需求和职责。中观思想是在秩序与自由、官僚主义与精神、效率与艺术性之间寻求平衡。皮克斯制作的每一部电影都在与这种矛盾关系做斗争,并最终带来了更好的结果。

中观思想的经验适用于与这些力量做斗争的任何组织。
我们在皮克斯取得的成果是不多见的,甚至可能非常罕见,但我们不一定要做这样的斗争。我们可以在尊重商业规律的情况下创建能够培养创造力、尊严和人性的组织。我们只需要适应它,并且愿意去平衡官僚主义与创新灵感的深奥和微妙之处的关系,以及官僚主义与我们事业的人文因素意识之间的关系。这不会让我们变得软弱或畏首畏尾。皮克斯肯定不软弱,也不畏首畏尾。中观思想不仅让皮克斯变得更好,也让我们变得更优秀。

阐述中观思想的一种方式就是想象我们体内有两个人,
一个是官僚主义者,另一个则是艺术家或自由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的工作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包括准时起床、交水电费、取得好成绩等。官僚主义者喜欢稳定和规则,并且很重视效率和绩效。我们体内的那位艺术家或自由主义者只关心快乐、爱、冒险、自发性、创造性,感觉自己与周围世界相关联并感觉自己有活力。这个自由主义者想摆脱我们经常受到的传统约束和别人的期望。

中观思想认为,执迷于这两种状态必然会导致我们产生挫折感。如果我们过分专注于职能、积累和绩效,我们可能会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们太过专注于自由自在的生活和从事我们热爱的活动,我们可能会由于缺乏动力或不够脚踏实地而产生挫折感。中观思想认为,只有这两方面和谐一致,也就是在不忽略实用性的情况下发挥我们积极的天性、精神和人性,才能产生最好的结果。这必然要求我们鼓起勇气,超越我们当前已经适应的常规。

中观哲学引起我的强烈兴趣。它是一种古老的佛教哲学,数个世纪以来,它激励和引|导着无数冥想大师。它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的大脑无法完全理解现实的复杂性。为了去理解现实,我们依赖于接近现实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是我们脑海中保留的图像、范本、概念和故事。这些接近现实的事物形成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完整架构——一中观
思想家称之为“实相”

但是,由于我们借助的类似事物不符合事物的真实面目,所以,当现实与我们的感知产生矛盾时,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中观思想就是在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架构和开启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体验生命中更多自在、富足和关
联的流动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的一句话让我深以为然。他说:“我们对精神文学不熟悉,这就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15精神文学,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我想研究哲学和关于人类福祉的东方思想,”我说,“以及这些哲学和思想如何才能与现代生活相结合。”

“你想通过什么方法去做呢?”史蒂夫想知道答案。

“我还不太确定用什么方法,”我说,“我有很多书要看,我会先从一些想法开始入手。”

你有导师吗?”史蒂夫问。

我知道史蒂夫崇尚佛家思想,他深知好导师的重要性。

“目前还没有,”我说,“边走边看吧。”

然后,史蒂夫说了一句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的话。

“我很高兴,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他说。

一直以来,我都在想史蒂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毕竟他是很真诚地说这番话的。随着时间流逝,我开始相信史蒂夫知道在公司业绩和产品研发之外,我们的人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我相信,在“企业战士”的坚强外表下,我们还要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我还相信,他有意或无意地认为,我们要学会向别人让步。

我觉得商业和金融界有点像一场游戏。尽管我有能力去玩这场游戏,但我觉得,公司化的生活有诸多限制,整天围绕着产品、收益、市场份额和竞争对手动脑筋。这些都很重要,我深知这一点,它们都曾是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可是我也知道,这些优先事项给我的自我认知和对人生意义的了解带来了挑战。我们很容易在公司的重要事务中迷失自我,感觉自己受制于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与我们的个人抱负和优先事项不一致,或者与我们表达生活态度的方式背道而驰。

“也许放下皮克斯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我说。

可我并不太明白其中缘由,毕竟这只是一门生意,一盘棋局,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也曾经换过工作,但这一次,这种感觉难以消逝。当我的孩子第一次离家上学或者我去参加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也产生过同样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许原因就是在我看来,皮克斯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小孩:可爱、天真、调皮,充满好奇和潜力。皮克斯的成长需要我们做大量细致和基础的工作,艾德、史蒂夫、约翰和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事业中,相互激励,相互学习。我们竭尽所能培养和保护能让皮克斯变得伟大的东西。

细细想来,在皮克斯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对史蒂夫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成为亿万富翁、在众目睽睽之下高调回归苹果、深入娱乐行业、与皮克斯关系好转、将业务需求和创作需求变得和谐一致。这些影响与史蒂夫的美学天赋和产品构思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他有勇气去接受苹果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没错,皮克斯也许只是史蒂夫人生旅途中的一段插曲,但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史蒂夫大部分财富的来源。有人提出,如果没有皮克斯,史蒂夫重返苹果之后所引领的科技革命也许永远不会发生。

我发现史蒂夫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可一旦进入公众视线,他从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他围绕概念编造故事的能
力无人能出其右,而他也运用这种能力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史蒂夫工作就意味着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他是出了名的不
愿分亨荣誉之人。我对荣誉倒是没什么要求,然而,当我想到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个公司黯然失色时,我内心就有点介怀。可能正因为如此,当我真有机会让其他人的工作得到外
界关注时,我立刻对这个机会充满了无限热情。

那年夏初,史蒂夫开始想通过某些媒体渠道讲述皮克斯的故事,他将自己的故事与皮克斯的故事巧妙地结合在起。在这方面,史蒂夫是一位大师,他身上有着猎豹潜近猎物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策略和耐心。他只满足于捕杀大猎物,也就是在主流杂志上刊登专题报道。为了获得主流杂志的青睐,他甚至会主动放弃较小杂志的报道。史蒂夫会考验他与
《时代周刊》(Time)和《新闻周刊》( Newsweek)等杂志
记者和其他媒体记者的关系,看谁有兴趣报道皮克斯。最
终,《财富》( Fortune)杂志硅谷分公司的布伦特·施伦德
( Brent Schlender)表现出最大兴趣。

史蒂夫把施伦德邀请到皮克斯。施伦德好好参观了一番
皮克斯,并与公司的每一名重要员工相处了一段时间。他还
与史蒂夫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1995年9月18日,《财富》刊登了一篇长篇报道,首次宣告史蒂夫的回归和皮克斯的新战略,这正是史蒂夫一直想看到的。杂志封面上的标题是“史蒂夫·乔布斯与迪士尼达成协议”( Steve Jobs· DisneyDeal)。这篇报道前两页左页是史蒂夫脸部巨型特写,右页则是一个巨大的标题：

史蒂夫·乔布斯的电影奇缘

在合同谈判中,最后20%的谈判内容需要付出80%的努力,其他很多工作也是如此。正是这最后20%的谈判内容规定了合同的细节。其中一个难题在于,我们要花过多时间预测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偶发性事件。

在自由创作权这个问题上,协议规定,对于约翰·拉塞特执导的任何电影,皮克斯都拥有最终的自由创作权;如果某位导演此前独自或联合执导过美国国内票房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动画片,皮克斯对于该导演执导的新电影也拥有最终的自由创作权;在其他情形下,皮克斯和迪士尼将共同拥有最终的自由创作权。也就是说,即便是像安德鲁·斯坦顿或皮特·多克特这种初出茅庐的导演,如果他们曾经与约翰拉塞特合拍过一部成功的电影,那他们也能拥有自由创作权。这种情况恰好适用于安德鲁正在拍摄的《虫虫危机》。

“我们不必以好莱坞的方式拍电影,”我说,“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

尽管如此,将创作权下放给约翰和创作团队也不是一个合理的决定。传统思维认为:不要打破常规,不要太幼稚,不要觉得你可以比好莱坞做得更好。我还想知道,如果我告诉华尔街投资人,皮克斯总裁办三名成员在创作决策方面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会怎么想。

“那你的意思是,”史蒂夫说,“我们要把宝都押在创作人才身上,不管风险有多高?”

“没错,”约翰回答说,“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

约翰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他想我们把所有的创作审核权都交给皮克斯的创作团队。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件事,迪士尼也从来没做过。好莱坞有少数几位对自己电影拥有绝对审核权的导演,但他们一直以来出品过不少佳作。皮克斯只发行过一部电影,而且它的大部分年轻导演都没有拍摄过电影,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不受约束的创作决策权,其结果必然是粗制滥造,这不仅会使我们在财务上陷入困境,还会让我们看起来像是好莱坞的菜
鸟。

迪士尼已经把首映式变成了一场真正的家庭聚会。

唯一没有出席的人是史蒂夫。他不太赞成把《玩具总动
员》的首映礼放在埃尔卡皮坦剧院。他觉得钱是花出去了,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人数却太少;他希望首映礼在硅谷举行,以凸显《玩具总动员》的硅谷血统。他已经安排第二天
晚上在旧金山进行一次特别展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