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时候和父亲提起小学时的经历，父亲问我：你是怕人还是怕鬼？我说：我打过很多架，见过很多坏人，所以我不怕人，怕鬼。父亲笑笑，第二天给我买了一套《聊斋志异》。看完后，我不怕鬼了。

我觉得我这几年有一个改变，比如说我拍《站台》，从1979年拍到1989年，它背后是政治对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角度来曲折地、心照不宣地讲这段故事。但最近这几年，我不想这样去做了，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呈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时候，最缺的不是隐晦，而是坦率。如果隐晦长了，打哑谜惯了，文化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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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就在想过去创作中甚至整个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含蓄是不是适用于所有题材，“猜哑谜”的形式忽略了或者说没有关注到整个叙事过程中情感的代入，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智力游戏。

许知远　我们以前聊过你对于中国社会情绪的变化，这二十年来，这种情绪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贾樟柯　我很难再回顾那些戏剧性的改变，总体来说，最大的一次变化可能是拍《三峡好人》的时候。在那之前，我总体上对中国社会还是很乐观的，但我拍《三峡好人》的时候，越来越失望，因为当我真正深入到长江地区之后就发现，社会呈现出一种固化，并没有那么大的流动，大家就是从一个艰难生活流动到另一个艰难生活。无非是从重庆、长江流域，到东莞去打工，生活有本质变化吗？

在同代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更让我折服的了。他有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感受力与理性分析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在知识分子情怀与江湖气之间，在创造力与商业运作之间，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舞台之间，在故旧与陌生人之间，他似乎都能从容不迫……

触发我拍这部影片的动机在于，我们放大了人类活动中经济生活的比重，却缩小了情感生活的尺寸和分量。因而我会幻想，再过十年，在我们的未来，我们会怎样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如何理解自由的问题？
佛教把人的生命过程归为“生、老、病、死”，我想用电影去面对：无论哪一个时代，所有人都要经历的那些不可回避的艰难时刻。
山河可变，情义永在。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我其实是刻意在建立我个人电影之间细微的联系。如果有一天重放我的电影，我觉得次序是《站台》、《小武》《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天注定》，我可以把他剪成同一部电影，放一个九小时的什么呢？叫《悲惨世界》！（笑）

侯导从来不玩理论概念，他告诉我们拍戏一定要让演员有具体的事儿干，演员有事做才能自然。

很多年后，有一次和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聊天，他的一个观点让我深以为是，他说：伟大的电影往往都有伟大的预言性。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横空出世。能有什么电影会像《悲情城市》这样分秒不差地准确降临到专属于它的时代呢？这部电影的诞生绝对出于天意，侯孝贤用“悲情”来定义他的岛屿。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九十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六十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

有出版社联系我，想把我的微博出书。能出书吗？都说微博是碎片，或许它是碎片，但我还是想把每条微博都保留下来，这是我生活的证据。我写了两句诗，真要出书时可当书名，但不知用前一句好，还是后一句好：
不忍成碎片
捡起做文章

1949后的成长过程里，整个教育就是给你立场，所以，说没有立场，不是说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抛弃立场，而是意识到教育带来的基因上的影响。

嚣张的人读不懂别人的礼让,瘦高个儿伸手抓住了我的领口。距离上一次我被别人抓住领口,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突然问自己:你还会打架吗?你还能应付群殴的局面吗?那一瞬间,我充满了打架的渴望,犹如退役多年的拳手渴望重新返场。内心深处那些与人身体接触的经验,瞬间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我们算不上多么熟识,在北京、香港、台北偶尔相遇,却总有一种故友重逢之感。或许这并非对等的情绪,我对他的理解应该多于他对我的兴趣。
在同代人中,再没有一位比他更让我折服的了。他有一种罕见的平衡感,在感受力与理性分析之间,在个人命运与时代情绪之间,在知识分子情怀与江湖气之间,在创造力与商业运作之间,在中国社会与世界舞台之间,在故旧与陌生人之间,他似乎都能从容不迫……

在木卫二的笔下,对内地电影的爱意并不缺乏,他写《推拿》:对《推拿》的喜爱,说到底与原著无关,与演员无关,甚至也与曾剑的摄影突破无关。在中国古诗词里,表情达意主要靠意象,我认为娄烨已经找到了这种诗情技巧。电影的结尾,买菜归来,热水洗头,暮雪纷飞,并不新奇的三样事物,组合一起,却精细地描述了江南的冬天和日常的美感,情义暖暖,你我心知。
而他的焦虑呢?在电影营销的时代,他和他的同道们不得不讨论“红包影评人”的问题。他必须远离这些,方法是云游吗?
全媒体时代的木卫二,他在《北京青年报》等传统媒体开有专栏。他仍然会把影评发布在豆瓣上,当然也会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他和朋友也创办了影评公众号,他会用一切方法传达自己的声音、判断与愤怒。有人说,因为强大的营销,影评人的时代过去了。但是,独立的评论不正是因为“舆论控制”的存在才显得重要吗?
此文为《木卫二评论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