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作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种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议会中也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夸大感情以及少数领袖人物的主导作用。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巴士底狱监狱长的遇害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在这位监狱长的堡垒被攻破后,一群极度兴奋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对他拳脚相加。有人建议吊死他,砍下他的头,把他拴在马尾巴上。在反抗过程中,他偶尔踢到了一个在场的人,于是有人建议,让那个挨踢的人割断监狱长的喉咙,他的建议立刻就博得了群众的赞同。

这个人,一个干完活的厨子,来巴士底狱的主要原因是无所事事的好奇心,他只是想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然而由于普遍的意见就是如此,于是他也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为,甚至自以为应为杀死一个恶棍而得到一枚勋章。他用把借来的刀切那裸露出来的脖子,因为武器有些钝了他没能切动。于是他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黑柄小刀(既然有厨子的手艺,他对切肉应当很有经验),成功地执行了命令。

这种事从法律上可以视为犯罪，从心理上却不是犯罪。虽然他与我们在所有群体中看到的特征并无不同：易受怂恿，轻信，易骗，把良好和恶劣的感情加以夸大，表现出某种道德等等。

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作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

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借助于初级的联想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形象,去改变他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
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在这种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泰纳正确地指出,雅各宾党人正是利用了“自由”和“博爱”这种当时十分流行的说法,才能够“建立起堪与达荷美媲美的暴政,建立起和宗教法庭相类的审判台,干出与古墨西哥人相差无几的人类大屠系这种成就”。

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作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