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

总之我不必再多讲了,您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
我听明白了:他（代理检察长）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

因此我同这个社会做斗争，就是同谋杀做斗争。

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

从我放弃杀人的那时候起，我就对自己宣判了永久的流放。
我曾听到过许多大道理，这些大道理差点儿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同时也迷惑了不少其他人，使他们同意谋杀。
我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罪的杀人者。

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路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我同时就要把作家放回到他的真正的位置上去,他只有与战友共享的名义,他脆弱但也固执,他不公正却又醉心于正义,他在众目睽睽下既无羞愧又无骄傲地构筑他的作品,永远处在痛苦和美的分割之中,并且一心一意要从他的双重存在中提取他固执地试图在历史的破坏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作品。

我这样地回到实际的我,回到我的局限,回到我的债务,回到我的困难的信仰,我才感到更自由地向你们展示你们刚刚给予我的荣誉的广度和慷慨,也更自由地向你们说我愿意把它作为向所有那些人表示的敬意来接受,他们分担了同样的战斗,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特权,反而遭受了不幸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