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积分:22580

发布书摘:1180

此书摘本创建于:2016-10-14

记忆的政治

该书是南京大学周海燕副教授历经七年、通过多次多地实地研究和扎实文献研究完成的博士论文。 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周海燕
  •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 定价:48.00
  • ISBN:9787802349797
已发布177183条书摘
按时间排序 按页码排序
  • 2018-07-17 摘录自第 252 页
    福柯认为,权力影响并制约了某种话语的建构;话语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权力,成为某种权力话语。“我们被迫生产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说出真理,我们被命令和强迫去承认或发现真理。权力从不停止它对真理的讯问、审理和登记:它把它的追求制度化、职业化,并加以奖励。”2同时,话语也是权力运作和实施的工具。“由于一种权力的运作,它(人的灵魂)不断地在肉体的周围和内部产生出来。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而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一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3简而言之,话语即权力。
    +1
    0条评价 收藏 分享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 0

  • 2018-07-16 摘录自第 179 页
    “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阿帕特与赛奇在《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中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对历史叙事的控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10)。如前所述,围绕着“南泥湾精神”,一系列延安红色政权的大生产叙事无论是在中1共经济建设史,还是政权建设史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上述这些记忆符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被反复唤起、重构、刻写和固化,系统性地纳入到“遭遇困难一克服困难”、“英明决策一忠诚服从”、“革命施恩一翻身感恩”;“群众陈情系列政治话语逻辑之中,成为执政党的宝贵政治资产
    领袖纳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被反复讲述,流传至今。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共产党以形形色色的宣传和教育强化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在民众中培养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广泛认同,并在建国后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时代。
    +1
    0条评价 收藏 分享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 0

  • 2018-07-15 摘录自第 169 页
    +1
    0条评价 收藏 分享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 0

  • 2018-07-15 摘录自第 163 页
    今天,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星火燎原》、《延安往事》等回忆文集中找到大量对大生产运动亲身经历的回忆。阅读这些回忆录,可以发现,无论是对领袖务农轶事娓娓动听的叙述,还是如陈学昭等普通延安干部对大生产的往事追忆,都遵从着“遭遇困难一英明决策一统一思想一战胜困难”的话语逻辑。这一话语逻辑,在当时的目的是否定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重视“革命工作”、轻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强调通过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份子”。而其政治诉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通过展示在短时期内所取得的成果来证明领袖决策的果断和英明
    ②只要统一思想,追随执政党的领导,就能够战胜困难,“人定胜天”。
    ③通过执政党迅速改变局面的能力来证明其广泛群众基础,从而证明其政治合法性。
    ④通过贬抑知识的价值来强调证明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树立劳动观点,保持对党的完全与彻底的忠诚。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组织起来”政策的一部分,包括干部及知识分子在内的非生产人口参加生产,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兴办合作社一脉相承的是借助群体压力,通过对模范的表彰和对后进的“帮助”、惩戒来实现规训,保证生产效益和行动一致性,实现对肉体的驯服。

    尤其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这种强体力劳动的特殊力量则在于,与+整风运动”形成二重奏的定额生产制度,“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看),又减弱了这些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看)。总之,它使体能脱离了肉体”,这一过程,我将其命名为“生产一整风”的双重规训。
    +1
    0条评价 收藏 分享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 0

  • 2018-07-15 摘录自第 162 页
    当时,很多女性结婚后为了不耽误工作,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由于卫生和营养差,孩子往往很快就死亡。在当时,这些被普遍认为是为革命做出的必要牺牲。经过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知识分子普遍实现了角色转换和认同。例如,陈学昭在终于能够熟练地完成纺纱任务后,一方面感受到了挑战自我所带来的自豪感,在劳动过程中对这种劳动产生了兴趣,“终于爱上了这简陋的纺车”,但另一方面,又多少为自己“蜕变”的过程感到痛苦。

    如周晓虹所观察到的:“令人满意的角色表现不仅证实了一个人作为角色成员的地位,而且也是自我评价的积极反映。显然,如果来自他人的反馈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一致的话,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8”。此时,作为个体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角色认同与他人评价发生
    极大分歧时,对自身身份、立场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深刻怀疑,而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达到与其内在认同标准一致的目的。”这个阿帕特与赛奇称之为“取消个性”、“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的过程),正是延安干部与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与大生产运动的双重改造中经历的重塑自我之路。这就是为什么陈学昭、丁玲、周立波、何其芳、王大化等众多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阶段进行如此深刻和痛苦的检讨、反省,下定决心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彻底清算和灵魂改造的原因。
    +1
    0条评价 收藏 分享
     

    这条书摘已被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