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中至少包含了一个本应被用来对抗极权主义的伟大观念。海德格尔写道，此在容易被一种叫das Man——「常人」（the They）——的东西所摆布，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因此，想要真实地活着，就要抵抗或战胜这种影响。但这并不容易，因为das Man非常模糊不清。这个Man在德语中的意思，不是英文里的man（那个man在德语里是der Mann），而是中性的抽象概念，有点儿像英文中用来泛指的one或者they，比如「one doesn't do that」（人不干这事儿），或「they say it will all be over by Christmas」（人们说圣诞节之前，一切都会结束），所以，the They大概是目前最好的翻译，只是它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某个「在那里」的群体，与我无关。但事实上，在海德格尔看来，das Man就是我。它无所不在而又无处寻觅；它不是确切的事物，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它。和存在一样，它随处可见，以至于到了视而不见的程度。可如果我稍不留心，das Man就会取代我，替我做那些本该由我自己来做的重大决定。它会耗尽我的责任或「答复」（answerability）。或者用阿伦特的说法，让我们陷入平庸，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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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我的「常人自我」很熟悉，但对我未异化的声音并不熟悉——所以，怪事出现了，我的真实声音反倒听上去是最陌生的。我也许听不到它，抑或听到了，但不知道那是我在呼唤。我可能错把它当作来自远方的某种东西，也许是一声微弱而尖锐的恸哭，就像1957年的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中被缩小的主人公无人听到的求救声一样——这部电影是20世纪中叶对真实人性力量正在消失的恐慌最有力的表达之一。

这种形势下，革命的可能性显而易见，但是它会倒向何方，是共产党还是希特勒的纳粹党，没人能猜得出来。薇依希望会是左派，但她担心，在令人绝望的时代，相较于社会主义者那种模糊不清的平等梦想，纳粹集会上统一的制服和严密的控制会更具吸引|力。她猜对了。1933年1月20日，保罗·冯·兴登堡总统领导的那个软弱不堪的联合政府，在重压之下屈服，任命阿道夫·希特勒为总理。这个曾备受奚落的边缘人物，现在一下子掌控了整个德国及其资源。3月5日的选举，进一步增加了纳粹党的多数席位。3月20日，一项新的授权法案赋予了希特勒近乎无限的权力。随后，他经过一夏天的时间，将其进一步巩固。就这样，自杏子鸡尾酒谈话后阿隆力邀萨特去德国，到萨特搬去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