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人类的进步是惊人的
什么是进步？你可能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的事情，因此永远找不到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生存好过死亡，健康优
于疾病，温饱胜过饥寒，富足强于贫穷，和平好过战争，安全胜过危险，自由优于专制，权利平等强于偏见与歧视，识文断字好过目不识丁，文化胜过无知，智慧强
于愚蠢，快乐好过痛苦。与亲朋好友、文化自然的亲密接触胜过日复一日的繁重
劳动。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数据来测量。如果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进步。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这份清单。很明显，它体现的是人文主义价值观。里面没有涉及宗教、浪漫以及贵族式的美德，例如救赋、优雅、神圣、英雄、荣誉、荣耀和本真。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是必要的起点。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称颂那些超然的价值观念，但大多数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识、生存和快乐放在首位，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正在阅读这段文字，说明你现在远离死亡、饥饿、贫困、恐怖和奴役的威胁，也说明你不是一个文盲，这意味着你无权对这些价值观嗤之以鼻，或者否认别人也应该拥有你这样的好运。所以，毋庸置疑，整个世界都认同这些价值观。2000年，联合国所有189个成员国，连同24个国际组织，商定了2015年八项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与前面的清单高度重合。
令人吃惊的是，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所有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
更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人知道这回事。

《当下的启蒙》

这种消极偏见也会有例外，比如在自传体记忆中，虽然在怀念美好往事的同时也会记起不好的事情，但不幸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尤其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喜欢怀旧，时间能治愈人类记忆中的许多创伤。另外还有两种错觉会误导我们，让我们认为事情已经不同往昔：将往往随着成年和为人父母面日益增长的人生负担，误认为是世风日下的结果；将自我能力的下降误认为是整个时代衰落的结果。“正如专栏作家富兰克林·皮尔斯·亚当斯(Franklin Pierce
Adams)所说：“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记忆更让人怀念美好的往昔。”
智识阶层本应该努力消除我们的认知偏差，但却在时刻强化它们。治疗可得性偏差的方法是定量思考，但文学学者史蒂芬·康纳(Steven Connor)注意到，“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人们毫无例外地对数字领域的逐渐渗透感到恐惧”，”是“对数学有意的目盲，而非偶然的无知”让许多作家看到今天和过去一样都存在战争，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毫无改变。”他们未能将一个只有几次战争、伤亡不过几千人的时代与爆发数十场战争、动辄百万人丧命的时代区分开来。而且，这也让他们对长期以来推动社会逐步改善的系统性进程无动于衷。
智识阶层也缺乏处理消极偏见的能力。事实上，对坏事的高度警惕为那些专业的挑别者提供了一个市场，他们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可能忽视的坏事上。实验表明，一个对图书大肆批评的评论家往往比爱说好话的评论家显得更有水平。对社会的批评也是如此。“如果你总是做最坏的预测，你就会被奉为先知。”幽默音乐家汤姆·菜勒(Tom Lehrer)曾经这样建议。希伯来先知往往将社会批评与灾难预警混在一起，至少从希伯来先知时代起，悲观主义就等同于道德的严肃性。新闻记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报道负面消息来履行监督社会、揭发丑闻和针砭时弊的职责。知识分子也知道，通过指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病态社会的一种普遍症状，可以让自己产生庄重的使命感。

这种可得性偏差是人们做出错误推理的一个普遍原因。医学院新生习惯将每一次皮疹当作某种外来疾病的症状。度假者不敢下海，因为他们不久前读过鲨鱼袭击的故事，或者刚刚看过电影《大白鲨》。飞机失事总是成为头条新闻，即便死于车祸的人其实更多，车祸却很少令人引起关注，因此毫不奇径，许多人害怕坐飞机，但几乎没有人害怕开车。同样，和每年夺走超过4000条美国人生命的哮端比起来，人们往住认为每年导致大约50个美国人死亡的龙卷风是更为常见的死亡原因，这大
概也是因为龙卷风是更好的收视保障。
因此，很容易明白，在“无流血，不头条”这类新闻原则的助燃下，可得性偏差是如何引发公众对世界现状的悲观情绪的。媒体学者对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做过统计，他们也将一些新闻素材拿给编辑，看他们从中选取了哪些素材，以及如何表现这些素材。通过研究，学者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在面对相同的一组事件时，新闻传播者更热衷于其中的负面事件，而非正面的消息。而这又为抢占社论版面的悲观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写作模式：列出本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所有坏事，并由此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一现代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负面新闻本身就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大量阅读新闻的人非但不能更好地了解现实，反而会对现实产生误判。他们对犯罪问题更为忧虑，即便犯罪率正在不断下降。有时他们还会完全脱离现实。这种恐惧无异于杞人忧天。毫不奇怪，每天接受负面新闻的读者容易变得悲观沮丧，正如一篇文献综述指出的那样：“夸大风险、焦虑不安、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或敌视他人、麻木不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完全回避新闻。”他们也因此变成宿命论者，常常说出“我为什么要投票？这无济于事”，或者“我本打算捐款，但下个星期还会有别的孩子挨饿”之类的话来。
新闻恶习和认知偏差相互作用，给我们展示了世间最坏的景象，那如何才能对世界状况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估？答案是看数字。有多少人遭受暴力的侵害，他们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有多少人在生病，多少人在挨饿？有多少人生活贫困，多少人面临压迫？有多少人是文盲，多少人在遭受不幸？这些数字是在上升还是下降？这种定量的方法尽管有点儿书呆子气，但却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因为它对每条生命都一视同仁，而不会因为某些人与我们关系最近，或者长相最为上镜而另眼相看。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苦难的根源，从而知道哪种方法最有可能减少苦难。

《当下的启蒙》

利用知识来引导能量是遏制熵的重要法宝，获取的能量越多、人类的命运地就越美好。大约在1万年前，农业开始出现，人们耕种植物、驯养家畜、这使热量的供应量成倍增长，一部分人因此从符猎和采集的重担中解放出来，最终走上了写作、
恩考和积聚知识的奢华道路。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哲学家卡尔·雅新贝奇(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相隔甚远的数个文明区域开始构建各自的哲学体系和宗教信仰，它们推崇无私，主张精神的超越，由此告别了以往仅仅为了逃避世俗的不幸而进行的各种牺牲献祭。中国的道家、儒家，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犹太的第二圣殿犹太教，还有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与戏剧，它们都在一两个世纪内先后涌现。其中孔子、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埃斯库罗斯和希伯来最后一位先知还曾同时在地球上行走。
后来，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背后的原因。这并非灵光普降地球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更为平实的力量：能量获取。在轴心时代。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可获得的热量大幅增加，人均每天从食物、燃料等生活原料中获取的热量超过20000
卡路里。这种激增使文明能够负担起更大的城市，养活不事生产的学者和僧侣阶层，同时也能够对生活的优先事项进行调整：从满足眼下的生存到维持长期的和谐。正如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所说的那句名言：先吃饭，后伦理。”(Grub first,,then ethics.)。
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炭、石油和水力等可用能源的井喷式发展，它将人类从贫困、饥饿、疾病、文盲和早夭中解救出来。这种变化最早发生在西方，并逐渐蔓延至世界的其他地区。而人类福祉的下一个飞跃是全球贫困的终结和普遍的富足，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利益。这个飞跃将取决于能源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既能提供能源，同时对全球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又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多萝西·克劳福德(Dorothy Crawford)】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历任伦蒙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校授、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及生物医学院院长，现已荣休。2005年，凭眉在医
学及德等放育上的成就，地被授予大英帝国购章克劳福德专研病语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她对爱泼斯坦一巴尔病毒和病唐感染的研究工作享有国际声管。地的重大发现包话首次在免疫抑制患者的淋巴瘤中发观爱泼斯坦一巴尔病菌的基因组，以及首次证明传染性单核细胞帽多症中的非典型细胞是活化的CD8湛巴细跑，地始终数力于向大众普及有关微生物、病语和传染病的知识，另有《致命的同行者：微生物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埃博拉：一种杀手病语》《迪捕病毒：寻找艾滋病毒的起添》《德病海：爱发斯坦一巴尔病毒的
发现》等多部科普著作
译者
章菁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