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5-12-30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孔飞力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35.00元
- ISBN：978710804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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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
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
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似乎是第一次看到和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价值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即便是走到现在，依旧困难重重甚至让人多少有点无力前行了。当我们带着规范式的要求和期待去看这个国家，当我们发现20世纪初大师们的智慧与追求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在无力吐槽政党的时候，总容易产生“这届国民不行”的感觉。但也许，“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回看最开始踏上所谓现代化道路的岁月，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初衷与追求即是抵御外辱实现“民族复兴”。在当时，我们有意识地构建一种民主体制企图复制西方的成功，但当一个强大的政治组建起来后，当专断的集权的模式被证明是对内稳定的有效率的对外强大而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缺少反思和抵制的自觉。 -
从表面上看,魏源“文人问政”思想和设计的要旨在于扩大文人中流问政参政的范围,基本上没有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所包涵的全民政治参与并以此产生权力制衡的政治机制的内容(他并且认为,“下士”是没有资格问政的)。那么,为何在孔飞力看来,这种扩大文人问政范围及途径的想法同“现代国家”构建是相通的?
关键在于,在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处于大变动的时代,真知灼见不可能只为权势力量所垄断,广开言路不仅是一切真正的历史进步的起始点,也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获取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可能形成具有深层次合法性的关于社会进步及现代性构建的共识,甚至打开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扇门户。孔力飞将现代国家在中国的起源着眼于魏源这个人，着眼于他为了挽帝国之尊而做的一系列倡导，其中包括扩大文人对政治的参与、主张广开言路。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且他的建议仅限于文人阶级，与平民百姓无关，且更与权力制衡无关。即便如此，孔力飞却认可他对于建制层面的发展及其合法性的获取上所做出的无意的贡献。 -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
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