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主张都很可笑，不能服人，反自见其狭隘。清儒顾炎武论南北学术弱点，说北方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杨元慎的说辞，字字句句倒是言不及义。话说得越铿铿锵锵，越显得有所不能自喻，不然为什么这么愤怒？后来陈庆之病了，杨元慎还跑到人家家里，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号称咒鬼，实则骂人。人常以攻击性的行为掩饰不安，此即一例。
争斗总是为利益所驱动的。但人们争来争去，往往忘了当初的目的，或那目的早已不复存在，则只剩下无聊了。杨元慎的论辩术，至今仍在流行，一是人们历两千年也学不会个逻辑，二是人总是无聊的时候居多，一无聊便会纵容自己的不良情绪，而不管其高下了。
“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连孔圣人也对这类话题有兴趣，何况庸常。偶尔读点历史的一种用处，就是认识自己心中各路角色的面目。谁心里没有个焦芳，谁心里没有个杨元慎呢？只是有时我们不能自见，有时见而不知其名罢了。

最有名的文字陷阱，便是“清”“明”二字。这两字实在常用，避无可避，皇帝也说不用避。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无事则罢，有事谁也禁不起挑剔。有一个老汉叫高治清，因编书被捉进官去，官员一听这名字，已觉得此人必是反逆无疑，何况他编的书里，有“桥畔月来清见底”、“一色文明接远天”这样的诗句，非反清复明而何？幸好此时乾隆已老，有意放松文网，看到报上来的这个案子，佯怒道：“各省察办禁书若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似乎已忘了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帝王发起文字狱，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贼心虚，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么来的，便以为别人也知道。隋炀帝弑父，才会认为薛道衡赞美文帝是在暗中讽刺自己；武则天杀子，才会一读李贤的《黄瓜台词》而震怒。元人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满人接受了汉人的合法性理论，便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说的“小人常戚戚”，此之谓也。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

打严嵩


少时看《打严嵩》，见白脸红裤的老头，被邹应龙连骗带打，微觉可怜。立刻正心回意，想这严嵩是坏人，就是该打。他在戏里不是唱么：“起下谋朝篡位心，私造九龙冠一顶。”谋朝篡位呀，这还了得！我虽然不是皇帝，听着也很气愤。何况他还“卖国”呢。后来念了几本书，知道严嵩倒也不曾卖国。但本地流行整体论，整体决定部分，“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整个儿的严嵩既然是坏人，那么，各种坏事，他就算没做，大概也想要做的。这么一想，再听马连良的“你这卖国奸贼”，叫起好来就流畅了。
为严嵩分辩的，从明朝到现在，一直有人。我们知道，这类文章，尤其在当代，立论颇难，要经过大量的转转折折，虽然但是，不过尽管，等等，写的人累，看的人也出汗。有部写严嵩的书，写来写去，严嵩成了大好人。作者本心未必如此，但不如此则无法立论，在整体论的道德法庭上容不下有罪辩护，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你说吧。
……
严嵩活着的时候，名声远不像后世那么坏，我们看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皆出于应酬。那么，后来他怎么就成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这涉及到两个人，一种观念。
一种观念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是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不有替罪羊。
……
成文史总要操纵我们的判断。不仅如此，又有士林主导下的民间舆论。
《打严嵩》还要继续唱下去。谁在乎？我对严嵩没兴趣。我有兴趣的是自己，还有多少地方，是无知无识中被人操纵着的？舆论也是这样。不要以为人多智盛，许多时候，罗马确实只有一个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