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一下，不平等问题非常复杂，它有A面，也有B面。《小丑》中的悲惨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阶级战争叙事，虽然逻辑很平滑，但套到现实中，却有很多“不合身”之处。可能有人会说，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有何不可？这有助于社会形成改革共识，不是好事吗？其实，这就又回到我们在前面讲到过的，不成比例的悲观主义或许满足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却可能带来错误的解题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如果问题相当程度上是家庭结构而不仅仅是再分配不足，那么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励一种稳定、负责的婚姻观，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如果富人其实已经并且正在接受相当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仅仅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更合理的做法是继续协商改良，而不是发动基于“敌我话语”的阶级斗争。
说到底，不平等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平等并非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只是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一。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办了。大家知道最能“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的机制是什么吗？是战争。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这种平衡才是最艰难的。我们希望那些年轻的保安、快递、保洁中被埋没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能够有机会实现自我，但我们也害怕过于均等的社会让潜在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失去奋斗的激励机制。我们不想看到饥饿和无家可归，因为在财富剧增的今天，这是不必要的残忍，但我们也担心，过度再分配成为委内瑞拉式的杀鸡取卵。我们恐惧贫富悬殊引发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也恐惧劫富济贫自身引发的政治动荡。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诸善之间能否实现平衡？当然可能。比如，北欧国家既高度发达，又相当平等，说明鱼和熊掌可能兼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北欧模式有无数的社会、历史、文化甚至地缘条件，也可能带来某些经济社会成本，而许多其他国家的类似追求却一再失败。从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从苏联极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梦，从南欧债务危机到拉美的“粉红革命”，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这件事，我们或许有一种方式把它做对，却有1000种方式把它做错。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纸牌屋，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着谦卑和审慎，去寻找隐藏在荆棘深处的第1001条道路。

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5]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因此，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所以，委内瑞拉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虽然起点在查韦斯，但是，是因为查韦斯的个人贪腐吗？并非如此。查韦斯生活简朴，工作勤奋，直到去世，仍然是两袖清风。他热爱底层人民，底层人民也热爱他。如果你生活在当年的委内瑞拉，打开电视，会发现他一会儿出现在工厂，一会儿出现在农田，和底层人民打成一片，甚至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当他说“看见饥饿的儿童，我会痛哭”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真诚。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所以，我们发现，委内瑞拉人似乎生活在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中，至今还在下沉。
……
这让我想起那一著名的希腊神话。在这个神话里，海妖塞壬的歌声实在太动听、太美好了，所有路过的船员都会被魅惑，在歌声中触礁沉没。于是，奥德修斯在路过那片海域时，让人把自己给死死绑住，无法偏航，这才得以安全通过。某种意义上，委内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当代的希腊悲剧。塞壬的歌声实在太美好了，人类一再被其魅惑，为其触礁，而海底的每一艘沉船，都是对人类理性之傲慢挥之不去的讽刺。

遗憾的是，近年智利明显有经济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势。2010年以来，智利开始出现各种要求免费这个、免费那个的抗议。2019年底的超大规模抗议，则是这种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次大游行，大家可能有所耳闻。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则，政府宣布公车车票涨价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这个貌似无关痛痒的决定，却意外地触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暴力骚乱。抗议的目标从车票逐渐扩散到物价、养老金、贫富悬殊、医保、最低工资等。总之，对30比索的抗议，最后演变为对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集体声讨。据报道，抗议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
显然，智利的经济模式并不完美。它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智利的贫富悬殊依然严重，它的私有化养老金体系捉襟见肘，它的经济结构仍然过于单一……这些都需要改革。但是，点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码事，推翻整个经济模式则是另一码事。当一些人认定智利的问题症结是“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不要忘记，正是这种令其唾弃的“新自由主义”，让智利成长为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佼佼者。我们不能假定，当我们把一棵树推倒，它的果实还会继续生长。
面对抗议巨浪，为缓解局势，智利政府不但很快宣布停止车票涨价，同时还承诺对富人加征税收、提高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降低药价、扩大公共医疗系统、增加水电补贴、降低公务人员工资等。这些改革，有些或许有必要，有些则仅仅是对政治压力的妥协。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环顾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轨迹，我怀疑，如果自由经济模式在智利被连根拔起，在废墟中生长出来的，未必是光明的未来，而更可能是人们早已熟悉的过去。只不过，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