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5-12-23
观念的水位
作为国内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声音之一,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之前的作品更多关注美国民主,与中国相关度不高。而本书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刘瑜
-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 定价:36.00元
- ISBN:9787308108584
-
可以绝望,但不要唠叨。这是我看完Synecdoche New York之后的感想和自我告诫。不要让绝望成为自恋的一种形式,尤其不要举着你的绝望,就像一个小孩子举着一根受伤的指头那样到处说:看,我的手流血了!我的手流血了!
……,表现死亡的阴影这个“永恒的艺术主题”,当然无可厚非,但霍夫曼对这个主题的表现则可谓拖沓、粘滞、陈腐,只见男主角从一个女人的怀里滚到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哭了几十年最后一命呜呼。可悲的不是绝望,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以同一个姿势、同一个表情绝望。有的人面对死亡的通缉,会身手矫捷地逃之夭夭像《猫和老鼠》里面的那只老鼠那样演绎精彩人生直到落网,而Caden在死亡面前,却仿佛一头鹿被汽车的强光照射,完全不能动弹,彻底凝固在自己的惊恐里。 -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生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原谅我使用这个陈词滥调——存在的虚无。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eil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生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四十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eil,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以前我写过一个网络小说,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 Up》则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某人”。 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无论是什么风味的,嚼着嚼着都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eil在42岁之后竟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时光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记得当年草上飞》 -
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底上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个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跟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而他得的是肺病。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感,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只是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是非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绕,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于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其缘起竟成了30年前一个女大学生不小心选了某个教授的一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