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并不完整。在他眼中,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在生育方面,女性是被动的,只能接受,而男性则是主动且多产的。亚理斯多德宣称小孩只继承男性的特质。他相信男性的精子中具有小孩所需的全部特质,女性只是土壤而已,她们接受并孕育种子,但男性则是“播种者”。或者,用亚理斯多德的话来说,男人提供“形式”,而女人则仅贡献“质料”。
像亚理斯多德这样有智悲的男人居然对两性关系有如此谬误的见解,的确令人震惊而且遗憾。但这说明了两件事:第一,亚理斯多德对妇女与儿童的生活大概没有多少实际的经验。第二,这个例子显示如果我们任由男人主宰哲学与科学的领域的话,可能发生何等的错误。

亚理斯多德描述了三种良好的政治制度
一种是君主制,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位元首。但这种制度如果要成功,统治者就不能致力于谋求私利,以免沦为“专制政治”。
另一种良好的制度是“贵族政治”,就是国家由一群人来统治。这种制度要小心不要沧于“寡头政治”(或我们今天所称的“执政因”式的政治制度)。第三种制度则是亚理斯多德所称的 Polity,也就是民主政治的意思。但这种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当年即使专制的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元首,他手下那些纳粹分子可能也会造成可怕的暴民政治。)

亚理斯多德认为,快乐有三种形式。一种是过着享乐的生活,一种是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公民,另一种则是做一个思想家与哲学家
接着,他强调,人要同时达到这三个标准才能找到幸福与满足。他认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不平衡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如果生在现今这个时代,也许会说:一个只注重锻炼身体的人所过的生活就像那些只动脑不动手的人一样不平衡。无论偏向哪一个极端生活方式都会受到扭曲。
同理也适用于人际关系。亚理斯多德提倡所谓的“黄金中庸”也就是说:人既不能懦弱,也不能太过鲁莽,而要勇敢(不够勇敢就是懦弱,太过勇敢就变成鲁莽);既不能吝啬也不能挥霍,而要慷慨(不够慷慨即是吝啬,太过慷慨则是挥霍)。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吃得太少或吃得太多都不好。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两人关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想起希腊医学的主张:唯有平衡、节制,人才能过着快乐和谐的生活。

一件事物的形式乃是它的特征
亚理斯多德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
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
苏菲,假设现在你眼前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正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因此我们所谓的一只鸡的“形式”就是指鸡这种动物的特征,也可以说是鸡的各种行为。当这只鸡死时(当它不再咕咕叫时),它的“形式”也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说起来很悲哀),但这时它已经不再是鸡了。
“质料”总是可能实现成某一特定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质料”总是致力于实现一种内在的可能性，亚理斯多德认为自然界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物质从“潜能”转变为“实现”的结果。
同样的,亚理斯多德相信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可能实现或达成某一个特定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鸡与蛋的问题。鸡蛋有成为一只鸡的潜能,这并不表示每一个鸡蛋都会变成鸡,因为许多鸡蛋到头来会变成人们早餐桌上的煎蛋、蛋卷或炒蛋等佳肴,因而未能实现它们的潜能。同理,鸡蛋显然不能变成一只鹅,因为鸡蛋没有这样的潜能。因此,件事物的“形式”不但说明了这件事物的潜能,也说明了它的极限。

他也认为马的形式是永恒不变。但他认为马的“理型”是我们人类在看到若干匹马后形成的概念。因此马的“理型”或“形式”本身是不存在的。对于亚力斯多德而言,马的“理型”或“形式”就是马的特征,后者定义了我们今天所称的马这个“种类”。
更精确地说,亚理斯多德所谓马的“形式”乃是指所有马匹都共有的特征。亚理斯多德并不相信自然界之外有这样一些模子或形式放在他们所属的架子上。相反的,亚理斯多德认为“形式”存在于事物中,因为所谓形式就是这些事物的特征。
所以,亚理斯多德并不赞成柏拉图主张“鸡”的理型比鸡先有的说法。亚理斯多德所称的鸡的“形式”存在于每一只鸡的身上,成为鸡之所以为鸡的特色,例如:鸡会生蛋。因此真正的鸡和鸡的“形
式”就像身体与灵魂一般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亚理斯多德批评柏拉图的理型论的大要。

亚理斯多德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想法与意念都是透过我们看到、听到的事物而进入我们的意识。
不过我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因此天生就能够组织所有的感官印象,并且将它们加以整理与分类,所以才会产生诸如“石头”、“植物”、“动物”与“人类”等概念。而“马”、“龙虾”、“金丝雀”这些概念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形成的。
亚理斯多德并不否认人天生就有理性。相反的,根据他的说法,具有理性正是人最大的特征。不过在我们的感官经验到各种事物之前,我们的理性是完全真空的。因此人并没有天生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