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西耶以1931年所作的奥勃斯规划(Obus Plan)为例,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他认为片断组合法则应被运用于整个地区,城市组织形式与其各部分应相互协调,并保持城市的秩序。环绕在海滨周围的长长的带状建筑与位于皇家城堡山上的弧形建筑群之间有一条干道穿过,该干道向下伸延至岸边的摩天楼群。为南美城市规划所提出的所有观点在这里终于得以全部实现。柯布西耶在该地域内的处理是新颖的,该风格体现出了以构成手法处理人工场景,同时,它也是一种不考虑场地原来状况的强加的解决方法。无论是自然还是古代阿拉伯的宫殿,它们的形式常常是对环境进行了重新诠释。多种风格的汇合反映出充分的自由城市由此不断地向新秩序演化。大型建筑对应着多样的表现方式,摩尔风格(Moorish style)的住宅也渗透到”雪铁龙式住宅”的特征之中,进行着蒙太奇式的拼贴。从理论角度看,柯布西耶预先安排了这样的建筑元素,即在该地域固定的结构框架内,这种建筑单元是可拆开并能到处移动的,可安放在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建筑单元都可被替代,而不影响该项目的本质,也不与整体风格发生冲突。这一设想的目的不是清除多样性,而是保证他们的共存。城市也只有在遵循自身生产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存在。就像机器一样,它本身既不创造价值,也不产生等级制度,它不过是形成价值的生产体系内的一种工具。城市也是如此,积极的参与来自于公众对它的使用。在地形崎岖的地区,只有大型人工平台才能使建设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平台将为放置住宅提供宽广的空间,从而使公众成为建设城市和消费的主动参与者。基于空想主义的消费循环理论,柯布西耶在项目中明确强调,公众参与机器文明世界的创建是不可缺少的,公众不再作为消极的旁观者,而是作为消费者,引导着物质革命。此外,城市机器对单个有机体的变化毫无影响，这种基本单元通过自我更新以保持有机的生命力,而事物发展中的叛逆性是机器文明潜在的非常规因素的革命性爆发。建筑形式也是这样,它在任何地方都要复制,再现自身,以表现自身的无限威力。

但是片断组合这种处理技巧是从作为各部分组合体的城市中借鉴过来的;因此建构一种形式,并体现出一种组织方式成了柯布西耶在20世纪30年代城市规划中所主要解决的问题。他于1929年为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与蒙得维的亚( Montevideo)做了规划草图,他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法。在这些规划中,城市秩序完全是通过人造环境形成的。

而在巴黎大学瑞士学生宿舍(Swiss Building of the Cite
aire)中,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柯布西耶不再玩分解建筑的游戏了，而是考虑了各部分的有机组合。建筑立于支柱之上明显地隐喻伏瓦生规划中脱离地面后形成的水平视线,多种方法、材料、技术进行重新组合,以满足建筑的多项功能。1929—1933年在巴黎设计的救世军收容所(Cite de refuge-the Salvation Army Building)则更彻底地体现了柯布西耶风格上的这种转变。该建筑平面布局紧凑,交接清晰的主体被简化为纯粹的几何形式,表明了一种在社会慈善旗帜下的集体化的乌托邦。柯布西耶这第一座新颖建筑强调了规则与例外之间明确的划分。由玻璃体建成的低层建筑与沿对角线方向后退的建筑顶部之间没有过渡,生硬碰撞在一起。在这里,建筑形式不再致力于解决矛盾,而是以其自身来隐喻美好的城市生活。同时,柯布西耶在处理建筑与环境时那种紧张与对立的情绪开始缓和。在1930—1932年建于日内瓦的克拉公寓(Clarte block apartment)中,柯布西耶明显地回归到他在“光明城市”(ville Radieuse)设想中的基本思路。该公寓可以看作是“雪铁龙式住宅”的叠加,部分立面外挑以显示其灵活性。这种公寓建筑隐喻着一种新的秩序,而这种新秩序只有在类型学建筑充斥整个城市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因此,在“伟大工程项目”中得到明确体现的常规与例外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与20世纪20年代的方案不同柯布西耶在30年代公共建筑设计中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表现其隐喻手法。从前,他通过给分散的形体赋予不同的秩序以隐喻这种以综合为基础的构成体系的完整性,而以后他则用隐喻来表明,如限制单体建筑的规模,这一目标将无法实现。如果前者是综合,那后者即为片断组合。苏维埃宫的设计有力地证明了这点。

柯布西耶的努力一且延续到1942年,才不得不承认他没能成功地推行他的规划思路。奥勃斯规划之后进行的一些城规项目1932年巴塞罗那的马西亚规划( Macia Plan),1933年为安特卫普人海口及1935年赫洛科特( Hellocourt)的项目中,他都用以往实践过并到认可的常规方法进行规划。
自1926年以来,柯布西耶与法国右翼势力中一些雄心勃勃的政治与文化团体保持联系,在二次大战中的一小段时间内,他还乐意与维希政府合作,但若因此而认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错了。他的这种状况大多出于对权力的本能追求以及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柯布西耶浪漫主义的处理手法是具有延续性的,这超越了他的公民意识。他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经常发生改变,这就是他为什么宣称“我不是一个革命者......”。
事物都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远距离去观察它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与现实世界的鸿沟越来越大,那些具有抒情意味的孤独语言成了柯布西耶与现实之间赖以沟通的唯一桥梁。他在设计共产主义领导人维兰特·康图里尔(Vaillant Couturier)的纪念碑时(该方案未被接受)以一只张开的具有超自然尺度的大手来表达他的思想,这似乎意味着要消除诗人与公众间的陌生感。

柯布西耶既是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也是一位极有争议的建筑师。60年中,他一直鼓吹着要开创建筑的新天地。尽管他追求激进的形式,但其思想根源仍受古代思想的影响。
当柯布西耶在家乡瑞士拉绍德封( La ChauxFonds-de-)一所艺术学校学习时,师从不太知名的夏尔·勒·普拉吞涅( Charles L''e plattenier)。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接受老师授的知识,另一方面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贪婪地进行自学。
1910年,他在家乡拉绍德封稍加停留后,就来到柏林进入贝伦斯事务所。这几年间从维也纳开始,柯布西耶巡游了现代建筑的几个重要据点,并与德意志制造联盟成员和特森诺(Tessenow)进行了广泛的接触。1911年他与奥古斯特·克里伯斯坦(August Klipstein)结伴远游至伊斯坦布尔。从柯布西耶54年后所写的《东方游记》（Le Voyage d'Orient)一书中可以看出,这次东游的经历和感悟对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