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要谈的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常态,但是在清代有增无已:在长期政治压力下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无主体性”。
这个命题应该仔细分疏,一方面是文化太容易受国家威权的支配一方面是这种支配往往带着任意性,所以猜测、恐惧,导致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难以发展出特定的文化主体性,而是随幡而动,看似多彩多姿,但却有如流行性感冒的症状,要来挡不住,要去留不住。我的观察是国家不干涉你时,或国家不干涉的范域中人们的文化活动可以非常繁华、非常绚丽,可是当国家要来干涉时,往往变得毫无主体性。公共意见( public opinion)、民间社会、士大夫文化难以发展成一种制衡力量。
另外一种现象是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巨大的恐慌感使得人们自觉地将官方政策或对官方政策之想象内化为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要小心地看守着自己不要触犯它,官方不必直接管束每个人,而是人们自动管制自己,使得人们自发地使自己的私人领域官方化、政治化。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私性的文化与政治。
虽然有灿烂的逸乐、有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但它们的根本性质却是私性的,留有一个领域不去触碰,或是留有一个领域不使它具有公共性,或是不想碰触更高层次的反思,或是不以公共讨论的方式来处理政治相关的议题。
私性政治”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官方的评论或彼此的敌对与倾轧随时都可能被无限上纲、转换成思想问题,人们因为害怕惹祸而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或防止他人以公开方式讨论政治,所以面临政治的议题时,也常常倾向于将它私化或隐匿,转译成别的方式处理。

对于士大夫自我禁制、自我删窜问题的探讨,应该挣脱旧格局的限制,不应只将眼光放在禁书目录上。事实上禁书目录有其局限性,许多犯禁讳的书根本不曾广泛流通,所以也不可能列名目录。有些书始终以抄本方式存在,故不曾被注意。有些刊刻之后也因流传不广而未遭禁。更重要的是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禁书目录,官方也始终未曾编出一本完完整整的目录。所以,尺度是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无限猜测、扩张,也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删焚,不管它们是不是在禁书目录上。

乾隆朝的空气比先前紧张,原先不必删除的,现在往往成了大问题。譬如前述史申义集子中出现的钱谦益、屈大均及对永历帝的怀念雍正朝并不觉得敏感,但在乾隆时代便成了大问题。忌讳的层面在扩大,紧张度在增强,民族问题成为急速集中的论题之一。人们或许要问,当清代统治愈趋稳固之时,在文化政策上应日渐宽大松弛,在种族问题上理应更无所谓,何以竟然适得其反呢?元代历史显示,当蒙古势力越强,政局越稳,对汉人、南人的防范也越严5)。可见有时候各种禁制措施的实行,是决定于有没有能力去执行。正因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网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