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想法不再吸引人们的幻想，然而矛盾的是，我们需要一些类似概念性的主题和新的高级指导原则种可能与收缩相一致的乌托邦。在《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Qualities)一书中，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道，“乌托邦更多地与可能性相一致：可能性不是现实性，这意味着可能性现在所处的环境阻止了它变为现实，否则的话它就是不可能性了。把它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使它繁茂一那就是乌托邦被创造出来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继续下去，我们还可以说，乌托邦其实便是对于期望改变的表达，而这种敏变又恰恰是形势所要求的。

女性在家务和家庭中的中心角色也成为网络互助系统的一种资源。女性一般都会负责维持家庭关系，作为家庭的管理者，她们既有对家庭事务的总体了解，又掌握着与金钱无关的礼尚往来(例如食物和童装)。因此，研究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给予和获得帮助，这也就不足为奇。她们植根于提供各种帮助的交往关系中。塔玛拉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她帮助她的妈妈，和她的姐姐共同使用她们的资金，共同照顾塔玛拉的儿子。塔玛拉的婆婆也提供了塔玛拉所谓的“精神支持”。在防止产生具有破坏性的颓丧感方面，这些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男性发现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两个最重要领域都受到挑战。而他们的社会关系状况则进步限制了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男人的社会关系通常集中于工作方面，在找工作时固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意味着随着失业这些社会关系即告中断。男性在与人相处时也易于对社会地位十分敏感，这也暗示了在他们最需要社会关系的时候，这一网络却恰恰可能出现问题。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们在家庭中的边缘位置，致使男性很容易泄气，导致他们的酗酒和过早死亡。

杰里米·里夫金得出了以下结论：“当排他性的财产关系在组织人类活动中是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时，自由与自主相关，自主与所有权相关…然而…在供应商和使用者的网络经济里，自由的含义已经有所不同。包容性和使用权，而不是自主性和所有权成为个人自由的更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自由是对于一个人进入某种关系，建立同盟，以及融入一个有着共享利益的网络中的机会的衡量。…在新的条件下，政府部门的角色应该是保证让每一个个人都拥有充分的权利去进入各种网络一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网络，还包括虚拟网络，正是通过这些网络，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实现互动，展开生意，构造文化。”面对城市收缩的状况，很有必要鼓励一场有关土地所有权概念以及财产相关联的权利和责任的定义讨论。

而在微观经济里，每个人都参与决定。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精英阶层，工人在决定公司该如何运转时，必须公开协商。比如说，为了使公司在危机的时候能够存活下来，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自己的收入。换句话说，在这样一种公司体系中，不稳定和发生收缩的危机将会公开宣布。由此，收缩和失败就不再稀奇，反会成为一种文化。我们现在的制度里当然也存在危机，但是却被隐瞒了，就像在计划经济里，体制的僵化直接导致整体的崩塌。不断增长和集中化的资本主义面临相似的境遇。因为这种制度已经变得太僵化，而收缩的危机被隐藏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上和生态上的现实状况不再存在，终有一天它将会挣脱权力的阻碍。因此，我们应该致力于寻找一种制度，它能够正视收缩和破坏的危机，它有能力处理这些失败和错误。它只能是这样一种社会：赋予更多的人以机会来做出决定，进行商业活动，并反馈信息，这是一种将个人化推向极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