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入法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度发力！向钱穆先生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致敬之作！打破时间壁垒，勾勒历代变法全貌！探寻中国两千多年来经济变革的得与失！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 …… [ 展开全部 ]

作者：吴晓波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定价：42.00
ISBN：730811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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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研究中国的方法

在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地区维持长期统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治国者必须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和基本制度建设上有卓越的智慧,由此,我得出了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四大利益集团格局图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扼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社会精英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星星过来看热闹 //四根支柱

收藏 0条评论 2019-05-03 添加

张健林 //先要有流量，才能形成转化。对于目标的需求和期待管理。

收藏 0条评论 2017-02-1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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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一个是重农主义，一个是重商主义。哈耶克认为，东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商业的厌恶是一个共同的早期传统。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国民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哲学家，第二等是战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dzter //

收藏 0条评论 2015-12-0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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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严重误读的“士农工商”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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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他在都城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吸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dzter //似乎军妓也是管仲首创的，有人说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面又加一句“兵马一动，姑娘跟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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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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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专营"的始作俑者

盐铁专营的政策，对后世政权产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让中国从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家”。我们说“中国特色”，无此为过。在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或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学派都无分歧。……在西方的法治意识中，从来强调公民的纳税人角色，从14世纪开始，“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理念在法国和英国似乎都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可是在中国，统治者更愿意“寓税于价”。陈寅恪曾说中国的统治术中有“诈术”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证。“管仲变法”之后，中国的政府收入由税赋收入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后者的实现，正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达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从而也衍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国有企业应当在这些产业中“处于主导地位”。

dzter //吴晓波认为这也是专制和集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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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王莽却付诸实施。

dzter //真的没有洪秀全和《天朝田亩制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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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烈的改革结果

在改革与民心的关系上，从四大利益集团的权益博弈来看，中央集权改革将侵蚀地方政权和有产阶层的利益，所以改革成功的前提是，务必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也就是必须“把人民发动起来”。一般而言，集权者用以鼓噪民心的理由大抵有四个：抵御外国侵略、防止地方割据、反贪反腐、反对贫富不均。汉武帝搞改革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顺乎当时的民心，为改革争取到了强大的舆论支持。王莽在政权未稳、未取得社会共识之际，就匆匆变法，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且他推行的众多改革措施——特别是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让基层民众受损。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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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对世族开战的失败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而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及财富聚集在少数家族的手中，又会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在这个意义上，由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的事实证明，缺乏集权的地方分裂或自治模式，同样找不到与之相匹配的、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及物质文明发展的经济制度。与中央集权相比，分权自治所可能或者说必然带来的战争等暴力威胁，给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在这样的逻辑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深深地陷入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境地。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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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的经济学诠释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被远远地抛弃在外面。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直至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并称为G2，“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dzter //按金灿荣的说法，美国到想拉拢中国跟它搞G2，但是被中国拒绝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国旨在和谐天下，怎么可能跟美帝国主义搞一山二虎，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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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本案到四万亿计划：第六次“国进民退”

直至今日，所有的经济特征仍未跳出朱镕基当年布下的“变革之局”。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利益集团的格局也赫然变形。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信贷和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朱镕基的经济思想很难笼统地用“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来定义，事实上，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一一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

dzter //宋子文都拿来跟这些人物相提并论？太碍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