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们习惯网上购物，我们“寻宝”的脚步需要加快了。近几年来， 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中端、主流产品与比它们更便宜的替代品相差无几了。现在，网络如此便捷，我们更容易找到或是高品质或是有价值的商品。零售商和之前提到的新闻机构一样，如果你不能大量销售普通商品，那么你最好提供一些大家迫切需要并且不是随处可见的商品。在这样的销售环境中，你才不会因为夹在中间市场而付出代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消费者逐渐流失，大部分的巨头按照年龄、性别等信息将顾客分类，定位目标客户后销售商品，想以此将顾客吸引回来。但他们这样做反而使得他们主流、平庸的商品更加平淡无奇、更加单调。他们也尝试训练自己的洞察力，希望找到真正的目标顾客，可事实是他们瞄准的目标往往离靶心好几公尺远。接着，互联网诞生了。

巨头们逐渐无法掌控消费者，于是他们开始向地下艺术工作者寻求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养料。对于生活在地下的“鼹鼠”艺术家们来说，反文化和亚文化的“鼹鼠们”不断挖开通道，发现彼此。巨头们为了赢利也不得不去接受他们，“鼹鼠们”以为他们在蚕食主流文化，但事实是他们已经屈服于主流文化了。在一片新的栖息地里，巨头们改变了对待地下艺术家的方式，巨头们原先的顾客成了市场中另一群小众。

低俗小说》让圣丹斯和哈维·温斯坦成了好莱坞不可忽视的力量。 就像伦敦当代艺术馆，或者纽约的猎酷族一样，圣丹斯成为了一个文化中介，把电影、天才从独立电影中带给大众，然后被米拉麦克斯抢夺。然后， 好莱坞巨头们开始给这些独立电影人投资，以期可以制作、发行像《低俗小说》这样的电影，温斯坦兄弟1993年把他们的公司卖给了华特·迪斯尼。

如果我们足够诚实，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主流媒体的愤慨，并得到一些免费宣传。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成功了。“伦敦当代艺术馆的情色展出分裂了艺术世界。”《泰晤士报》在周末版的头条上这样尖叫着。“来自名为狂欢倶乐部（Whoopee Club)滑稽乐团的脱衣舞艺术家以及一位名叫泰德先生（Mr Teds)的表演家，扮作半人半猪的样子，只穿着流苏在滑冰。”同样的文章中又引用来自伦敦当代艺术馆发言人的发言，“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匍匐在伦敦地下的艺术家一个发声的机会。”

地下文化的隧道一被砸开，巨头们就跳出来想要引诱它们加入。其结果是，一位新的中间人出现了，他的工作是探查还没有成长的文化，将其中有意思的部分带给大众。比如，捏槃乐队演奏的《少年心气》（SnieWs Teen Spirit )，在1991年的秋天不断回响在青少年的音乐MTV频道， 凭着这首歌的“一曲之力”，涅槃乐队被吸收进了主流文化，走上了另一条经受考验进化之路。

这里没有一样活动可以被代替，斯图亚特·霍尔在他的《通过仪式反抗》（resistance tiirough rituals) —书中指出，除了对急速增长扩张的主流文化的反抗外——大众消费的崛起、高等教育的渗透以及强大的广播电视媒体的影响与主流政党的舆论——这些将把地下活动逼出来，每个人都被逼近乏味的、令人窒息的苦差事中。

当主流文化持续蔓延，纯艺术开始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到了70年代，纯艺术或多或少像是将死的渡渡鸟。先锋派的工作者想要自己的作品有观众，就需要一定程度上和一直出现在报纸、电视上的主流文化相结合。要超越主流文化的唯一方式是以不计羞耻的方式融合不同文化的流派、学科以及界限。快要老得发霉的德怀特·麦克唐纳在他1960年的文章中赞扬了这种文化的混合：“这打破了阶级旧障碍、旧传统和旧品位，消解了所有文化的差异。它混合了一切创造出一种均质文化；其同质化过程就像是把奶油球平均地混合进牛奶中，而不是只让这些奶油浮在表面。”

当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到来，并且影响了普罗大众不久之后，这两种文化相持不下。流行文化标榜自己为普通读者、观众和听众服务，并把自己定义在先锋派和高雅文化的对面。流行文化太容易自说自话，故意将自己不知道的文化排除在外。高雅文化和先锋文化很快又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写给《新政治家》（New S加ewM )的未公开的信中，孤高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流行文化“既 不是艺术也不是生活本身，只是两者不加区分的随意糅合，散发着金钱、 权力、名誉的臭味”。

流行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它已经准备好几个选项，我们只能在这里选择。这让喜欢通过我们的饮食习惯将我们分类的资料收集者十分头疼。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销售者资料的收集手段可以说是从“老式的大口径短枪”发展到了“高速狙击枪”。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很可能丟失他们的目标。因为我在下午看球赛并不意味着我晚上不会去听歌剧。如果你习惯买超市自有品牌的食物，也并不意味着你明天不会去尝试精致昂贵的食物。不管马修·都德说什么，也不代表那些在天然健康食品店购物的人一定会出去给民主党投票。2006年，美国记者罗德·德雷埃 尔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穿着博肯鞋、热爱自然、大口咀嚼燕麦的新型共和党人。

在众多的政治政策中，有一种知名的名为“微目标定位”的方法。微目标定位是由乔治·沃克·布什的首席战略家马修·都德率先于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的。都德和他的同事觉得共和党需要在2004年确保 更多的选票，于是，在卡尔·洛夫的监督下，布什的竞选团队领袖开始向大数据挖掘公司寻求帮助，得到集群分析数据。就像集群分析师一样，他们从人口统计的惯例因素统计出来的数据开始，研究了数据挖掘公司有关顾客消费模式的数据。

耐心等候在一旁，将顾客根据他们的需求切成一片片的巨头们已经越来越少。这并不奇怪。将各个年代的人们根据他们的成长环境区分开来，并将他们放在显微镜下面，也难以得知如何将他们真正分类。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口统计学家挪用了X世代的想法，给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的我们贴上“不喜欢工作的懒虫”标签。虽然也有年轻人懒于工作，但这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好工作特别难找。90年代末经济复苏，我们证明了自己是善于工作、敢于创业的一 批人，从而彻底摆脱了“懒惰的X世代”的标签。

在20世纪90年代，中间市场开始被侵占，中间选民幵始有 了不同的投票风格。位于佛罗伦萨的欧盟大学研究院教授彼得·梅尔已经投身于政党研究近30年，作为最杰出的学者中的一员，他这样解释道：过去在选举中取胜就好比在山顶旁冲刺，小型政党在半途一遇到中间选民就会放弃；而在近数十年中，大的山脉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小丘，只要是想参选的政客都需要消耗时间东奔西跑。中间选民是不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被定位的。梅尔还告诉我：“普通选民将不再存在。”

音乐产业的巨头们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社会老龄化商机的。基于对市场未来走向的判断，市场营销人士闪着金光的眼睛紧紧盯着时髦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目光从真正的金矿一一中年人身上移开了。对我们这些很酷的猎手和市场预言家来说，这就像是有人摇晃了我们的水晶球，让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颠三倒四。年轻文化退散，新的咒语出现了：曾发誓要在老去之前死去的这一代，现在已经人到中年，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激情，令他们自我感觉好一点。

美国音乐行业巨头在前些年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达到历史最高，专辑的销售翻了一番。但从2000年开始，专辑销售量逐年减少，从此再也没有起色。这个行业的一部分问题是依赖于讨好年轻人的策略 rap, hip-hop以及流行音乐但听这类音乐的这群年轻人，已经弄清楚如何从非法网站上免费下载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