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开始认识到,患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或多或少是为了“处理”内心的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否认冲突的存在,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和谐。我看到了患者处理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第一种尝试是掩盖某一部分冲突并使其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尝试是“回避人”我们现在对神经症孤僻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孤僻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是种对待别人的原始的矛盾态度;它同时也表现出处理冲突的意图,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使冲突停止运作。
第三种尝试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神经症患者没有“回避人而是回避她自己。她的整个现实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对她来说是不真实的,她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自我。在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得到了美化,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各个方面。这一概念帮助我们澄清了许多迄今为止无法理解并因此无法治疗的神经症问题。它也使得起初难以融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各归其位。现在看来,对完美的需求似乎就是患者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化形象而做出的努力;而对被赞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患者需要外界肯定他和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一致的。从逻辑上讲,这种形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
第四种尝试主要是为了消除这一裂痕,它也顺带消除了其他的冲突。通过我所称作的“外化作用”
患者在自我之外所发生的事件中体验他的内心活动如果说理想化形象意味着与真实自我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外化作用则代表了与真实自我的彻底叛离。它再次制造了新的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大大增强了原有的冲突,即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

踏过这道逻辑的最后防线，我们来到了一片广阔的战场，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展开了一场关于“共相”的激烈争论：这是一场延续至今的哲学论战的第一回合，它使得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响彻了“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的论辩之声。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共相是任何一个共有名词、任何一个能够普遍运用于所有同类成员的称呼：所以，动物、人、书、树都是共相。但是这些共相都是主观的概念，而非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在，它们是名，不是实；外在于我们自身存在的切是由个别的、具体的对象组成的世界，并不表示属类特征和普遍共性；人们存在，树和动物同样存在，而整体意义上的人，或者说共相的人，除却在思想中，并不实际存在；它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心理抽象，不是外界的存在或实在。

首先，我们必须“将城中所有十岁以上的居民送到乡下，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这样他们便能不受父母的影响”(第540节)。……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保证每个孩子从一开始便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才能或天赋将从何处爆发是无法辨知的，我们必须公正无私地在各地、各阶层和各种族中寻找。为此，我们踏出的第一步就是普遍教育。
人生的第一个十年,教育的重点是体育。……乌托邦始于人的身体。
……或许音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心灵经由音乐领会和谐与旋律，甚至产生些许正义的倾向；……音乐塑造性格，进而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和政治事务。“戴蒙告诉我——我也相信这一点——音乐的旋律一变，国家的基本律法也将随之改变。”
……
……十六岁以后，个体的音乐训练必须终止尽管像公众竞技一般的合唱将毕生进行。音乐也绝不仅仅是音乐，它还被用来辅助那些时常枯燥乏味的数学、历史和科学的学习，赋予它们魅力……甚至在那时，任何不愿学习这些科目的人都不会被强迫学习，在适度范围内自由精神必须畅行。
……
……当他们迈入二十岁，他们所受的平等教育第一次面临审视和考核之时，我们将会遭个极大的难关。接着，无情的淘汰便会到来：我们姑且称之为“大筛选”。
……
……通过初试的这批人将继续接受为期十年的针对其身体、心灵和品质的教育和训练。然后，他们将面对远比初试严格得多的第二轮考试。落选者将成为国家的辅助者或者行政助手和军队长官。
那么，剩下的这些通过重重筛选的幸运儿呢?
他们被教授哲学。如今他们虽已三十岁，让他们“过早品味这珍贵的趣味实属不明智……因为年轻人初尝哲学定会为了趣味而争论，时时要反驳诘难……就像幼犬，不论是谁接近它，都喜欢去撕扯、去拉拽”(第539节)。

柏拉图认为，人之行为有三种根源：欲望、情感和知识。欲望、食欲、冲动本能——这些是一类；情感、精神、志向、勇气——这些又是一类；知识、思想、智慧、理智——这些也指向一类。欲望发端于腰部；从根本上说，它是性欲迸发的能量储备池。情感生发于心脏、传送于流动的血液；它是经验和欲望的有机共鸣。知识源自大脑；它是欲望的眼睛，亦能成为灵魂的向导。

不过,在一切两性结合中,那些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最令人沮丧的,因为婚姻的目的不是愉悦个人,而是延续物种。③一句西班牙谚语如是说:“因爱而结婚,悲叹度一生。”在各种以婚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有一半都相当荒谬,因为作者只把婚姻当作爱的结果,却不知道人类结婚其实是为了物种延续。一旦达到生殖目的,大自然才不管父母是否“永浴爱河”,即是永远幸福还是短暂快乐后不欢而散。因此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往比基于爱情的自主婚姻更为幸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反对父母意愿、为爱情而结婚的女子也是令人赞赏的,因为“她选择了最重要的东西,她的行为符合大自然的精神(更确切地说,符合人类物种的精神),而包办婚姻完全出于父母自私自利的目的”。爱情是最佳的优生基础。

我所见到的一切看起来就是到处散播的革命的种子,它们有一天终究会开花结果,但是我可能无缘见到那一幕了。法国人总是姗姗来迟,但是终归还是会来的。烛火就这样一家家地传下去,不知会在哪里爆发出火花,那时将会有罕见的革命。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能够见到那美好的一切。

同样,伏尔泰对国籍也非常淡然,就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他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他说,爱国意味着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国家。如
感到满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是又不牺牲他国,他就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

伦理学有三个终极体系,三种理想品格和三种有关道德生活的思想。一个是佛陀和基督,强调阴柔,认为所有人都同等珍贵,只能靠善来抵制恶,用爱来诠释道德,在政治上倾向于无限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观,强调阳刚,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享受战斗、征服和统治带来的乐趣,以权力诠释道德,坚持世袭贵族制。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否认阴柔和阳刚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明智和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判断,什么时候施王道,什么时候施霸道,因此,他们以理智诠释道德,在政体上赞成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结合。斯宾诺莎独树一帜,将这些表面看来相互对立的哲学调和在一起,使之成为和谐的统一体,并且形成了现代思想中拥有最高
成就的道德体系。

1626年3月,他一边骑马从伦敦前往海落特,一边在头脑中反复思索着这样个问题:用雪覆盖的肉体能保持多久而不腐坏,他决心马上试验一下。停在一座小木屋旁,他买了只鸡,杀了之后用雪塞满。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浑身发冷、无力,发觉自己病得无法骑回城里,他便吩咐把他抬到附近的阿伦德尔勋爵家,安置在床上。他尚没有放弃生命,他甚是喜悦地写道:“那个实验……进行得十分成功。”不过,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实验。在复杂多变的生活中不时复发的伤寒早已将他消耗殆尽,如今他精疲力竭,衰弱得根本无法对抗逐渐向心脏发展的疾病了。他逝世于1626年
4月9日,享年六十五岁。
他在遗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骄傲而独特的话:“我将我的灵魂赠予上帝，将我的躯体随意埋葬吧。我的名声将流传后代、享誉国外。”后代和世人都接受了他。

对于那些并非从事哲学专业研究，但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最渴望知道的是在新的工业、政治和科学运动下，要对代代传承的人类智慧做何修改、如何取舍……未来哲学的使命便是依据时代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对人类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哲学的目标是尽其所能，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工具……哲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普遍理论，能够对生命中的种种冲突进行有效的调节。

但是，唯有我们把曾成功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态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政治改革才能展开。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们依然处于形而上学的层次；我们凭着空洞的想法相互攻击，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要治愈我们的社会顽疾，不能依靠海量的观念以及看似恢弘的泛泛之言，如个人主义、秩序、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等等，必须用具体的假说，而不是普遍适用的理论来对付每一个问题；理论都只是触须，要使生活卓有成效、不断向前，必须依赖反复的试验、不断的探索。

他发现，欧洲只不过是一片更广袤的大陆、一个更古老——或许也更深刻——的文化伸出的伪足，他的所有理论、演绎推理在这个泱泱大国面前转眼间化为谦卑的相对主义。罗素的体系开始松散，正如他自己写道：我开始认识到，白种人其实并非我先前设想的那样举足轻重。如果欧洲和美洲在战争中自取灭亡，也不意味着人类的毁灭，甚至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世上依然会有数目可观的中国人存在，且从诸多方面来看，中国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国家。它不仅人口众多，文化强盛，其国民的智力也卓尔不群。据我所知，除中国以外，世上已无其他文明拥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如此脚踏实地、心甘情愿地面对现实，而不是试图将现实扭曲为特定的模样。

生命不只是一台机器，生命是一种力量，它会日益强大，会自我修复，会根据自己的意志掌控周围的环境。这些神奇的生命现象并不取决于外在目的；外在目的决定生命现象的观念是一种宿命论、一种颠倒了的机械论，它对人类主动性以及创造性进化的否定堪比印度教凄惨地屈服于印度人的激情。

对于人类，记忆是绵延的载体、时间的女仆。通过记忆，许多我们过去的经历便能被积极地保留下来，因此，每出现一种情况，我们便能拥有更丰富的选择。随着人生在阅历、传统、记忆等方面的日益丰富，选择的余地也会大大开阔，最终，各种各样的可能反应便孕育了意识；意识是人产生相关反应前在脑中所做的排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