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有诡辩倾向,他绝不死命坚持什么原则,但也不排斥原则性,因为任何原则都有为正直者借用之时。我们可以将此与列斯克夫的态度相比较。列斯克夫在其《关于克罗采奏鸣曲》这一故事中写道,“我意识到我的思想是来源于一种讲究实际的人生观,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哲理或崇高的道德,但我仍习惯于按我特有的方式思索。”当然,比起赫伯世界里的道德事端,列斯克夫作品中的道德劫难,犹如默默流淌的伏尔加河之于欢快奔突、水花四溅的水车溪流。在列斯克夫的一些历史故事中,激情的摧毁力恰如阿喀琉斯的愤怒或哈根的仇恨。在这位作家眼前,人世间会如此怵人地黯然失色,如此堂皇地举起魔杖,这真是令人惊异。列斯克夫显然理解使他接近悖论式的伦理观的心态,这也许是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少相似之一。在《来自远古的故事》( Tales from Olden Times)中,蛮荒的自然力肆其暴虐,残酷至极,但正是神秘冥思者有意将此惨烈视为由极端堕落的低谷升至圣域的转机。
中译本代序
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张旭东
导言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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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者的任务
和表达内容的工作。“太初有言”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翻译领域。另一方面,翻译的语言能够—事实上是必须—使自己从意义里
摆脱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意图( Intentio)。这一切不是复制,而是译作自身的意图。它和谐地补足了原作的语言。因而如果说部译作读起来就好像原作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这并不是对该译作的最高赞誉,在译作问世的时代就尤其如此。相反,由直译所保证的忠实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的译作反映出对语言互补性的伟大向往。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粹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句式的直译做到这一点。在这种直译中,对于译者来说最基本的因素是词语,而不是句子。如果句子是矗立在原作语言面前的墙,那么逐字直译就是拱廊通道。
潘维茨写道:“我们的译作,甚至是最好的译作,都往往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这些译作总是要把印地语、希腊语、英语变成德语,而不是把德语变成印地语、希腊语、英语。我们的翻译家对本国语言的惯用法的尊重远胜于对外来作品内在的精神的敬意。……翻译家的基本错误是试图保存本国语言本身的偶然状态,而不是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来语言的有力影响。当我们从一种离我们自己的语言相当遥远的语言翻译时,我们必须回到语言的最基本的因素中去,力争达到作品、意象和音调的聚汇点,我们必须通过外国语言来扩展和深化本国语言。人们往往认识不到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任何语言都能被转化,认识不到语言同语言间的区别同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多么一样。不过,只有当人们严肃地看待语言,才能认识到后者的正确性。”
波德莱尔《巴黎风光》译者导
讲故事的人
论尼古拉·列斯克夫
弗兰茨·卡夫卡
逝世十周年纪念
论卡夫卡
什么是史诗剧？
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
普鲁斯特的形象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历史哲学论纲
附录 本雅明作品年表(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