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科普夫:我在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市长大。在学校时,我努力集中精力。但如果可以四处走动,我会感觉更舒服些。对于我来说,坐在课桌旁是一种折磨。一节40分钟的数学课,就好像一辈子那么漫长。我从小就不受约束,也不太投入,是个会跟邻居捣乱、乱吹纸团的小孩。

我在五年级时进行了测试,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阅读障碍。对我来说,组织语言和写信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数字就更难了。

我父母都是企业家,我看到他们总是凌晨5点钟起床开始工作。我也在努力学习,但是我的成绩还是不断下降,我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当我在芝加哥北边的一所高中上学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其他孩子骂我笨,而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是自己太笨了。

之后,在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名叫丹尼斯·怀特菲尔德的老师开始给我一对一授课,这改变了我的生活。她每天都会问:“你今天要做什么?”我就会列出一份清单：历史课工作表、英语短文和即将到来的数学考试。然后,她会说一些非常巧妙的话:“好,那我们就选一个,然后讨论一下。”我们一次只专注于一件事情,因而每件事我都完成了。她经常鼓励我说:“只要继续努力,你是可以做到的,我会一直陪着你。”慢慢地,我心中的恐慌也逐渐消失了。学校的任务对我来说可能永远不会变得太容易,但我开始相信,我可以完成这些学习任务了。

母亲每周都会与怀特菲尔德女士通话,而且每个月至少来学校一次。她们步调一致,组成了“布雷特队”—努力不让我在学业上太失败。我确信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她们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但这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一颗种子。

即便我的成绩有所提高,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需要回答600个问题,并保持4个小时不动对于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我来说,也绝对是一场噩梦。但最终,我通过了考试,来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这是我取得的第一场胜利。

当人们试图解释国家在教育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时,他们通常都从课程或“成绩问责制”方面找原因,但那只是考试成绩的表现而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却被忽略了,而那恰怡就是 Remind认为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