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普鲁士还具备其他什么性质,它都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且是欧洲最资深的法治国家之一。法治国家却成为希特勒首先废除的对象。普鲁士的种族政策与民族政策始终充满着高贵的宽宏大度和一视同仁作风。希特勒的种族政策与民族政策却完全站在普鲁士的反面。希特勒的施政风格、蛊惑民心的宣传,以及剧场式的群众集体催眠,
也跟普鲁士的理性作风完全背道而驰。再就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而言,其狂妄自大的征服构想若能与德国历史产生任何瓜葛的话,那么其连接点不在普鲁士,而是在奥地利施瓦岑贝格1850年时的政策,亦即他心目中的中欧大帝国。希特勒终究是奥地利人,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柏林的一句玩笑话可谓不无道理:“希特勒——奥地利为克尼格雷茨做出的报复。

其间特别令人困惑的现象,就是德意志国家民族党人在整个魏玛共和时期占用了“普鲁士”一词,就仿佛普鲁士始终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机构一般,他们并且把“普鲁士”使用为幌子,以及可供拿来打击共和国的棍棒。例如那些年头有一张怪诞的选举海报,呈现出一个淌着血的心形图案而其标题文字为:“普鲁之心!谁来治愈它?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同一个环节里面还包括了各种站不住脚的,把普鲁士神话化的做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史宾格勒和默勒·凡·登·布鲁克等人;后来在水平较低的层面,则是由胡根贝格的“乌发制片公司”所拍摄的《腓特烈国王》电影系列加以进行,很有技巧地把那位普鲁士国王变造成为民族主义反动宣传中的人物角色。
那场德意志国家民族主义普鲁士骗局的最高潮和终点站,就是1933年3月21日令人尴尬的“波茨坦之日”,亦即新上任的国家总理希特勒举行国会改选之后,新国会的盛大开幕仪式。此事确认了巴本与希特勒之间那个不但短命并且给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带来灾难的同盟此同盟于“波茨坦之日”粉墨登场,被当成是普鲁士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结盟。波茨坦的“驻军教堂”必须担任舞台布景德意志国家民族党的“钢盔团”与国社党的“突击队”一同列队行进、国防军提供了临时演员、老迈的德意志国总统兴
登堡(当他还是年轻少尉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克尼格雷茨战役)则可于其演说中让人回忆起“老普鲁士”。但那一切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普鲁士很快便在希特勒的帝国里面融解,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纵使赫曼·戈林那个巴伐利亚人在他为自己搜集来的各种头衔当中也包括了“普鲁士总理”,然而那个职称已不具备任何政治功能。在希特勒的帝国当中,即使用放大镜也找不到普鲁士的特殊角色。

在当时主动和被动参与者的意识当中凡事都跟普鲁士那个国家再也没有关系了。该国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经乐意被并入大一统的德意志国家;如今它自己变成了问题,而它在面对德意志国的时候,早已丧失国家自保的本能。对1932年时的普鲁士人来说,7月20日所发生的事件基本上不再涉及普鲁士本身。在他们眼中,巴本的“普鲁士政变”只不过是共和派、德意志国家民族派以及国
社党人为了争夺国家的权力,在进行三角斗争时所走出的步棋罢了。那是1932年时的大问题,而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普鲁士这座“共和堡垒”的倾颓,主要意味着“德意志国家民族党”那个反动复辟势力的胜利:普鲁士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而巴本在摧毁它的时候非但直接打击了共和派,同时也对国家社会主义展开间接打击,意图藉此强化德意志国家民族党—当时该党希望在左派和右派群众政党之争当中成为渔翁得利的第三者,以便建立一个由上层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权。

1932年时普鲁士即将举行大选,而且事先已可预见,国社党和共产党将会共同获得过半数的选票,这种多数固然足以导致现任政府下台,那两党却根本不可能合组一个替代政府。此先见之明促成布劳恩政府于1932年在普鲁士推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做为普鲁士邦议会任期届满之前的最后一个动作。可想而知的是,假如德意志国出现了不一样发展的话,布劳恩政府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的庇佑下,不无机会挺过纳粹的浪潮。因为最后使得布劳恩政府倒台的因素并非普鲁士邦议会,而是1932年7月20日的“普鲁士政变”,其执行者是德意志国总理巴本。
这个日期标志出普鲁士国家地位真正结束的时间。德意志国总理于总统全面授权下,在当天罢黜了普鲁士邦政府,并自任为“国家政府派驻普鲁士的全权代表”。普鲁士的各个政府部会遭到国防军占领,部长们则在暴力威胁下,被迫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他们俯首听命,完全不曾设法进行抵抗。普鲁士向“德意志国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诉则无法带来任何决定性的结果。普鲁士在1932年7月20日所获得的地位,实际上类似1871年至1918年之间的阿尔萨斯一洛林;它成为一个“国家直辖地”,没有自己的政府,被德意志国府顺便一起统治。这是其自主国地位之终结——普鲁士的末日。

“我不逃避太阳”( Non soli cedo)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拉丁文座右铭。其具体图案是一只用爪子抓住一把闪电光束的黑色老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