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8-16
俄罗斯文学讲稿
- 作者：[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 定价：
- ISBN：9787532776184
-
稳健的普希金,踏实的托尔斯泰,节制的契诃夫,他们全都有过洞察力不合理性的时刻,即会令句子含混不清,也会同时暴露某个隐秘的含义,让人突然转移焦点。但对于果戈理,这种转移正是他的文学艺术的根本,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他想按文学传统来有板有眼地创作,想以合乎逻辑的方法来处理理性的观点,他的天才便荡然无存。然而,在他的不朽之作《外套》中,当他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在自己心灵深渊的边缘闲庭信步,他便成了俄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艺术家。
-
厘抑或并非完全不相千。在概述俄罗斯近代丈学史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定义那些竞相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力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足够幸运,我或许能触及所有真正的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
力,盖因艺术永恒的价值与这个混沌世间的苦难,这两者之间总是存着一道巨罅——这个世界将但凡不能用作最新指南手册的文学作品视作奢侈品或是玩具,这也实在无可厚非。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在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不会真的被强迫制作指南手册,这是个安慰。那么,从这个有限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的俄国说也奇怪,倒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书籍有可能被禁,作家有可能被流放,检察官有可能是恶棍和蠢货,长着络腮胡子的沙皇有可能又跺脚又咆哮;但是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这一苏联时代的奇妙发明一一这一手段,在旧俄国毕竟闻所未闻,尽管很多反动政要毫无疑问都盼着能找到这样一个工具。一位强硬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这样说:民主社会里的一份杂志会对它的作者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所谓读者大众所需要的东西——而一个警察国家则会施加更直接的压力,迫使作者在小说中传递适当的政治口信,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存在程度的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很多不
同的期刊和哲学思想,但在一个独裁统治下,只有一个政府。这是质的区别。……在俄国也受限制,但不会接受命令。他们—那些十九世纪的作家、作曲家、画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家,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一项巨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才体会到的,即与他们生活在现代俄国的孙辈们相比,他们不会被迫违心地说这里没有压迫,这里没有奴役。 -
厘抑或并非完全不相千。在概述俄罗斯近代丈学史的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定义那些竞相争夺艺术家灵魂的力量的过程中,如果我足够幸运,我或许能触及所有真正的艺术所共有的深刻的悲悯
力,盖因艺术永恒的价值与这个混沌世间的苦难,这两者之间总是存着一道巨罅——这个世界将但凡不能用作最新指南手册的文学作品视作奢侈品或是玩具,这也实在无可厚非。
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在个自由的国家里他不会真的被强迫制作指南手册,这是个安慰。那么,从这个有限的视角来看,十九世纪的俄国说也奇怪,倒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书籍有可能被禁,作家有可能被流放,检察官有可能是恶棍和蠢货,长着络腮胡子的沙皇有可能又跺脚又咆哮;但是让整个文学团体只书写为国家所认可的东西,这一苏联时代的奇妙发明一一这一手段,在旧俄国毕竟闻所未闻,尽管很多反动政要毫无疑问都盼着能找到这样一个工具。一位强硬的决定论者或许会这样说:民主社会里的一份杂志会对它的作者施加经济压力,迫使他们表达所谓读者大众所需要的东西——而一个警察国家则会施加更直接的压力,迫使作者在小说中传递适当的政治口信,在这两种压力之间也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存在程度的差别。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很简单: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很多不
同的期刊和哲学思想,但在一个独裁统治下,只有一个政府。这是质的区别。……在俄国也受限制,但不会接受命令。他们—那些十九世纪的作家、作曲家、画家—确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家,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一项巨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此时此刻才体会到的,即与他们生活在现代俄国的孙辈们相比,他们不会被迫违心地说这里没有压迫,这里没有奴役。 -
纳博科夫深深感受到文学的魔力,这魔力在他看来无非就是为了带来愉悦,这是我们从这些讲稿中学习到的,另有一件轶事同样可以说明纳博科夫的这一想法:一九五三年九月,康奈尔大学的“文学311”课程第一次上课,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让学生们把选修这门课的原因写下来。第二堂课上,他赞许地告诉大家有一位学生是这样回答的:“因为我喜欢听故事。”
-
这些作家(当然包括普希金)在他眼中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绝对高度,不仅如此,他们的欣欣向荣正与他所鄙视的实用主义针锋相对,这种实用主义存在于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之中,也存在于后来的苏维埃时代,纳博科夫对后者的批判尤其犀利。《俄罗斯作家、审查官及读者》这篇公开演讲恰恰体现了他的这一态度。在他的课堂讲稿中,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社会元素被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社会元素被嘲笑,而到了高尔基那里,则是全部作品被猛烈抨击。正如在《文学讲稿》中纳博科夫强调,学生不能把《包法利夫人》当作是十九世纪法国乡村中产阶级生活的历史,他把最高的赞誉留给了契诃夫,因为契诃夫拒绝让社会评论干涉他对自己眼中的人的细致描摹。《在沟里》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的原貌,以及人的原貌,毫无扭曲,如果关注制造出这些角色的社会制度,则随之而来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在托尔斯泰的系列讲座中,纳博科夫半开玩笑地表达了他的遗憾:他觉得托尔斯泰没有意识到安娜柔美脖颈上的黑色鬈发之美在艺术上要比列文(托尔斯泰)的农业观点重要得多。《文学讲稿》对于艺术性的强调宽泛而又统一;然而,在这些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这一强调似乎更激烈,因为在纳博科夫心中,艺术性的原则不仅要和一九五O年代读者们先入为主的想法抗争,他在前一本书中即如是说,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作者而言艺术性的原则要与敌对的、最终已经取胜的实用主义态度抗争，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评论家的态度，继而在苏联硬化为国家级的教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