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念兹在兹的就是要创造一种新人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天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而可以用一场针对人们生活方式的革命加以改变。列宁深受生理学家伊凡·谢切诺夫思想的影响，后者认为大脑是一部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机电设备。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思想启发了I. P. 巴甫洛夫对大脑条件反射的研究（尤其是狗的大脑）。虽然巴甫洛夫以反苏维埃的观点知名，苏联政府还是对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这就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列宁称巴甫洛夫的研究“对我们的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就像所有伟大的俄国诗人，阿赫玛托娃感到成为祖国“记忆的声音”是一种道德义务。但是她的责任感超越了民族立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有着留在俄国与人民共同经受苦难命运的感情冲动。和很多她那一代的诗人一样，她将苦难命运视为对原罪的惩罚，相信她是受召来用吟诵诗歌救赎俄国的过犯（或罪）。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有救赎情怀的诗人。楚科夫斯基说她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东正教诗人”。为俄国的苦难而牺牲的主题贯穿她的著作。

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场反对一切特权的战争，但是要论俄国革命实际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作用——半文盲的大众对他的著作所知甚少——要远小于平等主义的习俗和农民对乌托邦的呼唤。早在马克思写下这些理念之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就贯穿着它们：多余的财富是不道德的，所有财产都是偷窃得来，以及体力劳动是价值唯一真正的来源。在俄国农民的头脑中有着基督教尚贫的美德观念，而布尔什维克给自己的报纸起名为“贫农报”正是机智地利用了这个事实。这种对真理（pravda），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赋予了这场革命在大众认知中半宗教的地位：对私有财产的宣战是通往地上天国的炼狱之路。
通过给这场革命披上制度形式的外衣，布尔什维克得以调动广大贫民身上极为强大的革命力量。这些贫民是很乐于看到富人和强者被毁灭的，不管这是否会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他们允许赤卫军和其他自封的武装工人团体劫掠“富人”的住所、没收其财产。他们把有闲阶级驱赶去做诸如扫雪和扫垃圾这样的工作。阿赫玛托娃被迫清理喷泉宫周围的街道。房屋委员会（一般由前守门人和家仆组成）接到命令，将城里的穷人迁入之前特权精英的住所中。喷泉宫等宫殿被分隔成了公寓单元。在夺取政权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鼓励工人和农民向革命法院和当地的契卡（Cheka），也就是政治警察告发自己的邻居。几乎任何事情都能被认为是“反革命”——隐藏财产、上工迟到、醉酒或流氓行为，于是监狱不久便人满为患。大多数在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被契卡逮捕的人都是被邻居告发，而且经常是公报私仇。在群众运动的气氛中，没有任何私人空间不被触及。人们生活在不断的审查中，一直被房屋委员会监视，还要随时为被捕担惊受怕。这可不是抒情诗的时代。

二月革命扫除的不仅仅是俄国君主制，更是一整个文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等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领导着国家，之后选举产生了立宪会议。他们都假定革命能够被限制在政治领域之内。但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权力机构及权威都土崩瓦解——教会、法律、领地上的乡绅、军队里的军官、下对上的尊重和服从——全国唯一真正的权力都转移到地方工农兵革命委员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手中。正是以它的名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通过结束战争、割地赔款并与德国达成和议来巩固政权。《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于1918年3月签署，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大部在德国保护下取得名义上的独立，俄国于是损失了帝制时代三分之一的耕地和超过一半的工业基地。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被削减到仅与17世纪俄罗斯相当的程度。利用沙皇军队的残部，布尔什维克建起了红军，在1918—1921年的内战中与白军（保皇党、民主派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者的大杂烩）和支持白军的外国干涉军（来自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和其他10多个欧洲国家）作战。

在那些逃离苏维埃、流散四方的流亡者中，有一群被称为欧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文斯基属于他们巴黎圈子的核心；他的朋友，哲学家列夫·卡尔沙文和出色的音乐评论家皮埃尔·索夫琴斯基（卡尔沙文的女婿）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但是在所有的流亡者群体中，欧亚主义都是一种主流的文化趋势。许多最著名的俄国流亡者，包括哲学家N. S. 特鲁别茨柯依、宗教思想家乔治·弗洛罗夫斯基神父、历史学家乔治·范伦斯基和语言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信奉欧亚主义成为流亡团体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植根于1917年到1921年间俄国被西方背叛的情感之中。它的绝大多数贵族信徒指责西方在大革命与内战中没有击败布尔什维克政权，从而使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政权垮台，并导致他们被迫逃离自己的祖国。出于对西方的幻灭，但又没有完全放弃自己在未来俄国的种种可能与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故土重新塑造成一种亚洲大草原上独特的（“图兰”）文化。
这一运动的奠基宣言是《东方出埃及记》，一本于1921年在索菲亚（保加利亚首都）出版的论文集，书中欧亚主义者预言了西方的毁灭，以及在俄国与欧亚的领导下一种新的文明的崛起。本书中最重要的论文的作者，特鲁别茨柯依主张说，从根源上来看，俄国隶属亚洲草原文化。影响和塑造了俄国政治和精英文化的拜占庭及欧洲文化，对俄国底层的民间文化几乎毫无影响，她的民间文化主要是从与东方的接触中发展而来的。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与芬兰——乌戈尔族部落、蒙古人和其他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自由融合。他们同化了许多游牧民族的语言、音乐、习俗和信仰中的元素，因此这些亚洲文化在俄国的历史进化过程中也被吸收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