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8-09-01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为理解中华民国，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编织入整体的叙述。尽管本书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推进的，但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沙培德 (Peter Zarrow)
-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定价：CNY 78.00
- ISBN：978730018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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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资产阶级那样,虽然与中国的总人口相比,工人的数量很少,但却分布于关键性的位置。不过,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与20年代的工厂工人中,极少有一辈子做工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经常返家帮助秋收或参加亲属的婚礼与葬礼。与其他工业化初期社会一样,工作时间长,工作条件糟18糕,报酬低下(不过数额尚足以从衰落中的农业体系下吸引工人),普遍雇用女工与童工。绝大部分工人受到包工头(为工厂募工,并在整个雇用期内保持着凌驾其上的威势)的掠夺。不过,虽说如此,中国工人仍能够进行持久而有效的组织。
工人既不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试图组织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职业政治家的工具,也不是孤立且与政治无关的乌合之众。在政治组织者登场之前很久,中国工人已发展出集体行动的传统—停工、休工、怠工与罢工。乡村移民利用其乡籍纽带(以及族群与亚族群认同),以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得更平顺些。……工人来自中国各地,利用同乡会找工作,获得一定的福利与保险以及某种社群感。 -
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也并不与国家建设相对立。正相反,各式各样的正式与非正式协会—如商会、酒吧、学生团体妇女组织—与国家互相渗透,它们虽然愿意吸收官吏会员,但在面对国家时,同乡会仍会代表商人的利益。学生团体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在发生特定对抗后,团体本身也可能会消失,但一旦情势改变它们又会重新出现。与其说城市市民社会是自主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表达公共关切的场域,倒不如说是团体代表、竞争与协商的舞台。国家的羸弱与地方社会的力量造就出一个动态的混合体。社会无法一也不想—取代国家,事实上,国家的赢弱被广泛看作总体进步的严重障碍。公民社会的自我形象完全是爱国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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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晚清开始,通过向地方精英施加难以承受的压力,国家建设计划打破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村庄首领既不能满足国家贪得无厌的需索,也无法通过抵抗这些需索来保护村社。变化可见于,材民开始遮避村庄首领之职。最重要的是,征税不定期对村庄整体(不是像地税那样施于个别农家)增加了新的负担。村里不得不想办法筹出这些钱。这不仅对村庄首领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显然也损害了村庄的团结。不同种类的村庄回应方式各不相同。在华北那些主要由贫富大体相同的小自耕农组成的村庄里,村民间或会强化内部纽带,成立自卫组织,并分担税收鱼担。另一些村庄阶层分化更明显,或绝大部分土地掌握于不在村地主之手,面对外来压力,它们会分裂,且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村庄首领弃职而去,随着新人一新类型的人一进入村庄领导岗位,品性也就跟着变了。新首领纯粹以强制统治。
这就是20世纪中国“土豪劣绅”的结构性起源。这些人可能出身于任何阶级,他们共同所有的则是欺压人民所必需的气力。实际上,他们成了包税人(尽管并未得到政府承认),对村民来说,则就是蔽诈勒索之徒。“土豪劣绅”可能会安排征税,但往往会欺骗国家,并反对财政管理合理化的努力。他们与地主联手,因此也就无法代表村民。与传统士绅或真正的村庄首领不同,他们没有任何正当性—国家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国家政府的去正当化与村庄权力安排的去正当化密切相关。尽管这并不是说传统秩序下的乡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但至少村民在道德体系(纵使是等级制的,但也是互惠的)下各安其位,国家也试图限制地方掌权者的特权——即使仅是为了避免触发农民起义。贫农、中农、富农在充当农村的特权阶级时，没有任何差异，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由经济地位所定义的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