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先秦称“名家”为“辩者”，代表人物有公孙龙、邓析、惠施。所谓“辩者”，源自诉讼专家。就逻辑说，先秦中国哲学所讲的“名”、“实”的对立，有点像西方语言中主词和宾词的关系。


惠施的相对性理论

惠施是战国宋国人，庄子好友，其思想第一点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就是现代所称的“分析命题”。它们并未指认任何现实事物，只是说到“至大”和“至小”两个抽象概念。脱出经验的范围，无外的是“至大”，无内的是“至小”，以这样的方式来界定，它们的定义就成为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认识到现实事物中的“质”和“区别”都是相对的，都会改变的。这其实和《庄子·秋水》篇中的思想十分一致。

 
公孙龙的共相说

公孙龙以善辩而著称。著名的桥段包括“白马非马”，惠施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他从三个方面论证白马非马。第一，“马”这个字表明一种形状，“白”表明一种颜色，表明一种颜色与表明一种形状不同，因此白马非马。第二，如果有人要马，马夫可以牵出黄马或者黑马。如果有人要白马，却不可以牵出黄马或黑马，因此白马非马。第三，“白”不是“马”，“白马”的含义是“马”加上“白”，它和“马”的含义已经不一样，因此，白马非马。意在强调“马”之共相和“白马”之共相不一样。

公孙龙还有著名的“离坚白”命题，它的论证是形而上学性质的，意思是说“坚”和“白”作为共相，并未指明哪个具体事物是坚，哪个具体事物是白。“坚白”这个概念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只要看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硬而不白，有的东西白而不硬，它们是彼此分离的。

 

名家学说的意义

名家的哲学解析名实，在中国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形象之内” 是“ 实” ，是经验的对象。公孙龙则揭示了形象之外的共相。人们可以看见一件白的什么东西，但是无法看见作为共相的“白”。墨家发展到后期，吸取名家的经验，出现名墨。他们思维缜密、富于逻辑头脑，在认识和前提上颇多建树。他们在建立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努力，超过了古代中国任何其他学派，令人叹服。

孟子 

政治哲学

 
儒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该存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而国家是一种道德体制，所以，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内圣外王”。孟子进一步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大加歌颂传说中的尧舜禹。他认为，如果国君在言行举止、道德上不配做一个国君，那么百姓有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掉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

 
神秘主义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换句话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可见孟子哲学中的有神秘主义成分，它体现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专用语，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有超越道德的价值。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一方面是“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另一方面是孟子所成的“积义”，即坚持不懈地做天民所当做的事。但切记，不能揠苗助长。

儒家的理想主义者流派：孟子

孟子出生于战国时代的邹国，位于山东南部。其时，齐国国君热心学术，网罗学者，把他们安顿在著名的稷下学宫。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都遭到冷遇。《孟子》是他最后返回故里和弟子合著的对话录，被后代儒家尊为“四书”之一。孟子代表了儒家学说理想主义的一派。

性善说

孔子虽然十分强调“仁”，但是，他并未充分阐述人为什么应当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发展出了名垂后世的“人性本善说”。

究竟怎么认识人性，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是中国哲学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孟子主张性善，但并非认为人人生来俱是孔圣人。《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如果加以充分发展，就变成四种“常德”，即仁、义、礼、智。这些品德，如果不受外力阻碍，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就像树由树种长成大树。

 

儒墨两家的分歧

 

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所讲的是利己，墨子讲兼爱，是利人，他甚至比孔子讲得还要明确，孟子为什么会把墨子和杨朱归到一起反对呢？这实则是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

 

历来的答案是：墨子的学说里，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儒家的学说中，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在《尽心上》第45节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是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只是，人应当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推广到邻居和其他社会成员。这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讲到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同时，自然而然地，爱父母多于爱众人。而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孟子正是鉴于此，责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可见儒墨两家更根本的分歧是：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爱就有薄厚；而墨家的兼爱就不得不靠外力。因此，墨家就须回答，人为什么要行仁义，他求助于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就无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丝功利。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那时，除了疾走奔忙的儒家和墨家，社会上还有一群“隐者”，他们是远离俗世，遁迹山林，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也是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而道家与普通隐者的区别是，在遁世之后，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说出一套道理。杨朱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杨朱大约生活于墨子和孟子的年代之间。

 
杨朱的基本思想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中说：“杨生贵己。”可见杨朱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人为自己”，其二是“轻物重生”。《列子·杨朱》篇中，记述了杨朱的理论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老子》与《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老子》中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行事为人看得比天下更贵重，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一个人如果珍惜自己甚于贪爱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这都是轻物重生思想的表现。

《庄子·养生主》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全生避害的最佳办法。一个人行为败坏，或一个人声誉太好，都不利于全生。

兼爱

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也经常论及。不过，他的含义和儒家略有不同。墨子认为，仁义是兼爱的表现。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兼爱就是无区别，我应当向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兼爱”是墨子出身的阶层游侠群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墨子以它为基础推广扩大，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兼爱”理论中有个基本问题，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作为个人，要为世界的利益献身？”墨子认为，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兼爱中》篇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爱人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自己可以从中得益。

为了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除了论辩以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奖惩。比如神爱世人，并希望世人彼此相爱，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是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反之，则被神报以好运。

人们会疑惑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繁文缛节祭祀。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鬼神。

其实，儒家和墨家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鬼神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出于信奉鬼神，而是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礼仪，是一种诗情（如诗歌般想象出来的寄情），而不是出于宗教。

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