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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梁文道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38.00
  • ISBN：756337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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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花花野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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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4-2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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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Q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种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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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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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己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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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当局的旗帜，还是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当局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爱的是中共，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左派愤青）那边，就是落在“右愤”（右派愤青）那边。且不说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有时候就连“范美忠老师遇震先逃”这么单纯的社会现象，就连某条河道污染治理这么实际的环境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演化出爱不爱国的抽象争论。仿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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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组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词本来就源自法国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
名侦探Jolie //原来“左派”源于此，之前一直不懂为啥有左右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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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活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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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怎样实践。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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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人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麦兜史努比 //算是比较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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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希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

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仿佛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没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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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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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权力制衡的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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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威斯敏斯特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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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欢迎人民随时致电。证据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因为领导人会上网收集民情。
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时,这些好消息简直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廖欣 //从反面看待问题，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Ps：任何事事情均可以从正反面看待问题，得出结论截然不同。人们均有趋利性，都会选择性的挑取对自己有利的“正面”或“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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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权利观其实包括了一揽子的基本人权，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自主权，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权利则是财产权了。但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财产权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才愿意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与国家。而在实践上，现代民主强调的人人平等则是来自罗马法有关财产的规定，中古封建时代延续了这套规定，保证有田土的领主也拥有相应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得后来迫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们有理有据。总而言之，财产权是一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民主”的方式削夺，因为它正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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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纂《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的确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维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横抑的明君；而且还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的需要，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配合一下，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
麦兜史努比 //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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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了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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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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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麦兜史努比 //言语的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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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十年间，这种转换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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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2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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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无尽的资讯宝藏，让我们各自发掘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兴趣；它却不一定会使大家更加了解彼此。相反的，有时它会阻断我们彼此沟通的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识，也没有什么保证能够打开陌生人话匣子的话题了。要是互联网取代了由一点发放讯息至多点的大众传媒，我们或许会很自由，也会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可是我们也很有可能丧失掉所谓的“公共”。
多年以来，我们目睹无数这样的历程，看见一个论坛怎样从国事讨论变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乐园，另一个论坛又怎样从标榜理性变成了要把所有愤青都丢到海里喂鱼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闭的团体一样，所有极端的声音都会牵制整体的走向，逐渐把温和变成必须排除的异端。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
麦兜史努比 //开放，选择，反而造就了狭隘，值得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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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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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恶搞”真有那么可怕吗？表面上混乱了主流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笑话就真能动摇国家大本吗？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喜欢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论著，指出传统欧洲城镇的狂欢节是对社会秩序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类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对里面，小丑可以临时扮演国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时法相庄严的神圣象征此时都成了嬉闹的对象。同样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绝不罕见，即使规矩严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庙会也是男着女服，女扮男装，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腾得没了。中央纵有不满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玩笑不只无伤大雅，反而还宣泄了过度的压力，有助于日常状态底下固有秩序的维续。所以这种颠覆只不过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无伤大雅。

如若草木皆兵，反而会催生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泽克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犬儒心态。
麦兜史努比 //有时分不清恶搞和幽默的界限，但是我也认为这段话还是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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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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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置疑毫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弃给它。”
麦兜史努比 //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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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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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的确也是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的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只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怯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通德情操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其掌，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底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再来则是信仰与为善为恶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麦兜史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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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2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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