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成立之初,举行了宣扬王朝正统性的礼仪。这一礼仪以周密的城市规划为舞台,从太极殿经朱雀街延至南郊圜丘,即沿南北轴线,试图调和宇与地上的秩序。但是随着王朝的安定,并以主要宫殿转移他处为直接契机,城内的城市构造开始变化。这样,以前国家礼仪的轴线就从太极宫变更为以大明宫为起点。作为礼仪空间,街东的比重增加了。
同时,以长安为舞台的礼仪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初期宇宙论性质的国家礼仪的重要性,开始相对降低,而如科举及第礼仪所象征的那样,以街东为主要舞台而举行的、产生自民间的世俗礼仪被编入
皇帝的礼仪周期中,并被用来谋求城内各阶层居民的社会结合。
探讨唐后期国家礼仪这种变化的背景,应该考虑它和包围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变化的密切关系。唐前期,唐朝将相当于现在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的外中国的很多地方变为自己的领土;到安史之乱后的唐后期,外中国全部丧失,内中国的西南部被南诏夺去,北部实质上也脱离了统治。唐朝的领土渐渐缩小了(补注2)。
领土的减少显示了汉族与异民族之间压迫的高涨。这就影响了中国的观念,使华夷思想得以酿成。从思想动向上看,民族的、怀旧(复古)的、排他的动向逐渐加强。唐朝渐渐失去了作为世界帝国君临东亚的丰采。如芮沃寿(A.F. Wrig ht)氏所论述的那样,会昌五年(845年)对佛教的大镇压,以及对祆教、景教、摩尼教的禁止,是唐朝丧失其国际性的一个象征性表现。
另一方面,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进展、货币经济的进展、交通制度的完善同生并行;经济改革使财政开始中央集权化;长安成了国内活跃的流通经济的核心。在政治不安定的唐末期,长安的城市文化反而更加烂熟,成了地方文化人憧憬的窗口。

现在总结一下隋唐长安城的城市构造与皇帝主持、参加的礼仪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的种种传统思想投影到国都的建筑中。国都具有国家礼仪舞台的功能,并努力于使成立不久的王朝正统化。这时,皇帝的礼仪将宇宙秩序与地上秩序连结起来,与超自然的诸神交互感应,以此来企求王朝的正统化。这样一种宇宙论式的礼仪,是皇帝礼仪的核心。
但是,最初的城市构造与其说重点在“功能”,不如说将象征性当做了重点。随着王朝已经成为事实,以及工商业的发达,当初的城市构造开始变化。变化的目标是充实包括皇帝在内的实际居民的生活功能。出现了宫殿的转移,以及城内土地的有目的的利用。这就是说,国都模仿宇宙的一面和作为宇宙哲学式的礼仪之都的一面变弱,而作为现实的、居民生活场所的一面变得更强了。
与此相伴,最初的皇帝礼仪企求宇宙秩序与地上秩序的对应。这种皇帝礼仪的重要性相对减弱了。皇帝礼仪与民间诸礼仪相结合,利用正在新生成的城市构造,增加了世俗礼仪的色彩。这种礼仪缓和并掩盖了城内诸阶层、以及首都与地方的对立,带来了协同意识,其社会统合的功能开始凸现出来。长:我而且,唐后期礼仪的这一变化,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相关联。这些变化是:由于外中国非汉族国家的相继成立使得领土大幅缩小、国内对立的激化以及以长安为中心的商业的发展等等。

中国国都的建设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新主朝建立时,经过重新测量后建设的“建设城市”(如汉代的长安城、隋代的大兴、元代的大都等);(二)原样继承前王朝的国都,然后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改建(如北魏的洛阳、唐代的长安、明清的北京等);(三)将从前的地方城市改造为国都(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等)。

关于国家礼仪的意义和机能,近年的研究成果对古今中外各种礼仪作了丰富的分析。以此为背景,我们已经可以列举国家礼仪的一般性特征了。
这就是:国家礼仪(1)将宣扬宇宙秩序和地上秩序相对应的观念论,以生动的形式视觉化;(2)是造成国民支持并促成统治正统化的重要手段;(3)缓和、掩饰了国家内部的对立,造成社会的统合。进而,礼仪的实施(4)一方面产生同一集团内部的社会统合与协力,另方面对集团外部采取排斥与暴力;(5)由于存在着统治者必须遵守的公共礼仪规范和传统观念,因此礼仪也对统治权力自身施加了一定的制约。

由此说来,程子的“天理”具有宇宙、感应、道德的结构,在同时代人看起来似乎是特立独行的。但其实并非如此,与程子同时代的人们虽然不用“天理”这个词语来讲论,但如第一节中石介的“天人之道”,以王安石的“天下之正理”为首的以及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天人之理”、“天地鬼神之理”,曾巩(1019—1083年)的“天地五行人事之理”,苏轼(1037—1101年)的“天心向背之理”等等,这些用语内都包含着宇宙、感应、道德的结构,也就是说,与程子的天理具有相同内涵的观念,当时已经在各处诞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子的天理又绝不是特立独行的。使用“天理”一词,并建立体系来表达它,在这个意义上说程的“天理”具有先驱性,但其观念自身却是在那个时代中应运而生的,应该说是时代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