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浪漫爱情的理想境界，将他们政治上的隐退引向了与艺妓的交往世界中，在这里他们感受到了在失意官场和卑微政治地位中丢失了的道德优越感。结交艺妓成为一种隐喻意味颇浓的行为。文化造诣高的男子将他们自己的这种两难处境典型化为作品中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男主人公。他们花钱纳在某一方面文化修养极高的艺妓为伴，部分地吸纳了命运悲惨的艺妓的人格特征，藉此来表现他们自身的殉道感。

弗兰西斯科·布雷（Francesca Bray）提出，从明代后期开始，妇女在纺织生产中逐渐被排挤到次要位置，在这一长期的过程中男子取代了她们原来的位置。在丝织业中，男子承担了织丝成布的工作，而将报酬低得多的其他生产工序（如缫丝）留给妇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书中插图描绘了妇女在照料丝蚕和操作纺轮（见图31），而在织机后面画的都是男子。农村的妇女们仍在织棉布，但是在城市里男子所从事的踹（布）、染（布）工作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布雷认为，到了清朝末年，妇女控制的唯一一个棉织业生产领域就是家用土布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再像明代后期那样获取货币收入了。起初将妇女带入农村家庭纺织工业中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她们的劳动的边际化]，使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降低。尽管存在这种边际化的趋势，妇女的劳动对明代后期的商品生产过程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其中一些生产还得益于她们的手工技艺，而这在明代前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布罗代尔从更大的问题意识——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出发，构建出关于近代初期欧洲商业发展的模式。他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认为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就会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是在建立于市场经济之上的社会阶级制度内形成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市场经济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历史所特有的现象。其他的社会结构不一定都能发展出同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在解释欧洲近代早期的历史和中国明代历史时所要加以区分的，因为两个社会所处的环境在精英阶层构成、国家权力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明代后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与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然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利益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研究明史的历史学家都知道，包买商制度在欧洲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这种制度，商人通过向乡村的手工工人提供生产原料的形式预付资本，控制生产过程。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的纺织业工人也同样地被吸收到了包买商制度中，同样迈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朱国祯的记载中，用的是“易”这个字而不是“卖”，这就说明生产者不是每天都为出卖他们的产品讨价还价，而是为一个固定的客商进行生产，这个商人控制着从原料（轧过的棉花）购买到成品布的分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其他江南棉织业的记载，也提供了类似的线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的是商人依靠资本的力量控制生产过程，而不是操纵或垄断地方市场。包买商不只是通过某天早晨向纺织者卖原料、第二天早晨再购买他们的产品的形式从生产分工中获得好处。通过提供生产原料和掌握生产速度，他购买了这些纺织者的劳动力，从内部控制了生产过程。然而，在明朝后期，商人通过在生产过程外部获得利润的方式，对家庭纺织业生产进行控制，包括：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垄断纺纱者和织布者出卖产品的地方市场；通过高利贷，将生产者与他们结合在一起。
田中正俊对这一论点的论述最为有力和令人信服。他始终强调欧洲包买商制度和中国的以产品换原料的制度间的不同，后者“不能被认为是促进发展的力量”（这里的发展指的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性发展），因为它没有改变生产关系。这一观点对纺织业在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的作用提出异议，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在谈到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时往往就持后一种观点。明代后期的商业经济内确实出现了不同于前期的消费性经济的东西，确切地说，这也不同于明中期的大规模的剩余农副产品的重新分配，但是，它也更不同于同时期出现于欧洲的生产关系。

（和蚕丝业的发展）同样给人印象深刻的、或许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嘉兴以北地区植棉业的扩展。据说松江府有一半人从事棉花种植，其境内的上海县比例更高。在嘉兴的部分地区，有人夸张地认为该地区土地植棉率接近90%。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江南的纺织者用这些棉花织成的棉布的数量。事实上，当明代后期劳动力从植棉业向更有利可图的棉织业转移的时候，江南的原棉生产很快滑坡，而不得不转而从地区外输入原料。到万历年间，商人们将更多的轧过的棉花从外地船运至此。其中有些是从山东和河南两省沿大运河南运过来的，其余的则自福建、广东二省经东南沿海运到这里。上述两个地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满足了江南棉织业的原料需求。中国南部的原棉生产通常是由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地主和佃农劳动完成的；而华北地区的植棉业则多以使用雇工种棉、轧棉的大型种植园为生产形式。明后期山东、河南二省经济的迅速商品化——这在日益增长的农村市场中得到反映——部分是由于受到国家以银征赋的刺激，但这种刺激作用与江南市场（对原材料）的需求及大运河提供的费用低廉的交通条件相比，无疑处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