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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5-14

“鬼子”来了

对于延续了两千年文化传统的古老中国来说,近代一两百年面临最严峻的现实莫过于“鬼子来了”。这里的“鬼子”,不仅是指当年侵占中国半壁江山的“日本鬼子”,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杨奎松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48.00
  • ISBN:9787549576920
已发布21条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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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6 摘录
    英国史学家乔治·古奇(George P. Gooch)曾这样解读阿伦特讲到的那个被征服国刺激起来的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亦即所谓“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指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人,相信有必要为实现、维持与延续本民族的认同、整合与繁荣,为本民族应享有的地位甚或独立而努力。如果这一解读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像上海部分底层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或暴力,也包括方志敏梦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岛”之类,应该都还达不到这种“觉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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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6 摘录
    汉娜·阿伦特说得好:“任何一个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国家,都会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种情况将会破灭(征服国家)缔造帝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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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6 摘录
    19世纪欧洲工业发展迅猛,全面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化和法制化,并且加速了现代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依旧极力维护传统的落后中国的形象自然越来越差。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精进,人类学、医学日渐发达,古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继诞生。这两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形成和高涨,并为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通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但建立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广泛生长中。英、美等国反对种族主义及其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思想和运动,几乎同时先后蓬勃兴起。1807年和1833年,英国议会在公众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先后通过法案,废止了奴隶贸易及奴隶制。在国内公众力量坚持不懈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还对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各国逐渐就废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问题达成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从1860年开始,到1866年结束,美国政府亦通过长达将近六年之久的战争,打败了拒绝解放黑奴的南方联盟,也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隶制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固然不可能一举消除种族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生长,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西方在种族问题上,包括对中国的看法,又都逐渐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美国学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就美国的中国形象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按照他的分期,18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尊敬”的,1840—1905年间基本上是“厌恶”的,1905—1937年间则明显变得比较“善意”了。显然,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事实上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西方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渐趋客观,善意的评价也逐渐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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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6 摘录
    从中共二大,即1922年开始,莫斯科就已经在要求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并规定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了。所谓“两步走”,就是说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达不到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中国必须要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可以进行第二步,即社会革命。因此,在1922—1927年中共奉行统一战线政策期间,“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的主张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927年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中共接过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旗号后,再继续这样的口号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再等到1928年莫斯科明确规定各国党要把“保卫苏联”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之后,谁这样看问题,谁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支持下,试图用武力夺回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结果和苏军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基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立场,发动并组织“保卫苏联”的宣传及行动。有鉴于在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此种宣传难以发生效力,已经下台的陈独秀建议中共中央在宣传“拥护苏联”的时候要照顾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落后心理,不要“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结果,因政治不正确,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却被开除出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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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6 摘录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工人有祖国,那只不过是他们取得政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那一段“革命的过渡时期”而已。在此之前,国家不是他们的,他们还必须要打破民族的界限;在此之后,国家和民族都将不复存在。
    相比较而言,陈独秀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就多少有所保留。他在1920年底曾经写道:他“绝对厌恶”资产阶级拿国家的名义做那些相侵相夺、相杀相害、嫉妒仇恨的事情,但“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基础上,“根深柢固”,“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只是取消了“国家”这个名义,人类语言、利害等种种障碍依然存在,“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的民族的冲突,就是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也是不能免的”。用他的话来说,要等到理性充分发展能抑制人的本能,尚“不知在何时代”。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陈独秀始终相信需要把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口号结合起来。比如,即使在1920—1921年,亦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宣誓要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要照顾到中国多数民众的心理,故专门撰文提出过:“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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