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学家乔治·古奇（George P. Gooch）曾这样解读阿伦特讲到的那个被征服国刺激起来的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识”，亦即所谓“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指一个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归属的人，相信有必要为实现、维持与延续本民族的认同、整合与繁荣，为本民族应享有的地位甚或独立而努力。如果这一解读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像上海部分底层市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或暴力，也包括方志敏梦想中的“打到日本，踏平三岛”之类，应该都还达不到这种“觉醒”的要求。

汉娜·阿伦特说得好：“任何一个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国家，都会刺激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意识及其对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种情况将会破灭（征服国家）缔造帝国的野心。”

19世纪欧洲工业发展迅猛，全面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化和法制化，并且加速了现代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形成，依旧极力维护传统的落后中国的形象自然越来越差。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精进，人类学、医学日渐发达，古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继诞生。这两种学说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形成和高涨，并为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政治的通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但建立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基础上的人权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广泛生长中。英、美等国反对种族主义及其奴隶贸易与奴隶制的思想和运动，几乎同时先后蓬勃兴起。1807年和1833年，英国议会在公众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先后通过法案，废止了奴隶贸易及奴隶制。在国内公众力量坚持不懈的推动下，英国政府还对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各国逐渐就废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问题达成协议。正是在此背景下，从1860年开始，到1866年结束，美国政府亦通过长达将近六年之久的战争，打败了拒绝解放黑奴的南方联盟，也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隶制的终结。这一历史进程固然不可能一举消除种族主义，却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有力的挑战。再加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生长，公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渐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西方在种族问题上，包括对中国的看法，又都逐渐开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美国学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就美国的中国形象做过较系统的研究和考察。按照他的分期，18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尊敬”的，1840—1905年间基本上是“厌恶”的，1905—1937年间则明显变得比较“善意”了。显然，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事实上自20世纪初开始，主要西方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观感大都渐趋客观，善意的评价也逐渐多起来了。

从中共二大，即1922年开始，莫斯科就已经在要求中共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并规定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了。所谓“两步走”，就是说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达不到像俄国那样，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中国必须要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才可以进行第二步，即社会革命。因此，在1922—1927年中共奉行统一战线政策期间，“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的主张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927年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中共接过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旗号后，再继续这样的口号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再等到1928年莫斯科明确规定各国党要把“保卫苏联”当成自己的“中心任务”之后，谁这样看问题，谁就要犯政治错误了。
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支持下，试图用武力夺回苏联从沙俄继承下来的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结果和苏军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苏示威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却基于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立场，发动并组织“保卫苏联”的宣传及行动。有鉴于在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此种宣传难以发生效力，已经下台的陈独秀建议中共中央在宣传“拥护苏联”的时候要照顾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落后心理，不要“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结果，因政治不正确，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却被开除出党了。

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说工人有祖国，那只不过是他们取得政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那一段“革命的过渡时期”而已。在此之前，国家不是他们的，他们还必须要打破民族的界限；在此之后，国家和民族都将不复存在。
相比较而言，陈独秀在这一点上从一开始就多少有所保留。他在1920年底曾经写道：他“绝对厌恶”资产阶级拿国家的名义做那些相侵相夺、相杀相害、嫉妒仇恨的事情，但“普通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言语相同的，或是历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种或数种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组织”。这种组织成立在自然的障碍基础上，“根深柢固”，“是不容易消灭的”。若只是取消了“国家”这个名义，人类语言、利害等种种障碍依然存在，“因为自然的障碍而发生的民族的冲突，就是在无国家无政府时代也是不能免的”。用他的话来说，要等到理性充分发展能抑制人的本能，尚“不知在何时代”。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陈独秀始终相信需要把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的口号结合起来。比如，即使在1920—1921年，亦即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宣誓要为世界革命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要照顾到中国多数民众的心理，故专门撰文提出过：“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