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8-11-05
广州贸易
清代的大部分时间，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本书利用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重建了广州贸易在18~19世纪上半叶的日常运作。它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专注于实践和程序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范岱克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79.00
- ISBN：978752012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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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增添了一些规定、限制或监管方式,试图局部改变管理体制。就贸易拓展而言,我们不得不说广州体制是非常成功的。珠江危险的水文条件没有造成真正的障碍,澳门引水人掌握了操控大型船只在浅水河道航行的方法。外国人对澳门引水人的专长十分依赖,这使粤海关监督更能通过引水人控制他们。直到19世纪20年代,粤海关监督牢牢控制着贸易和外国人。
随着商业的巨大扩张,清政府那种控制日益增强的错觉使他们看不到该贸易系统逐渐被撕裂的问题。只要粤海关监督维持和谐局面,继续向朝廷输送关税,就没有理由对贸易方式进行根本性改变。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白银外流的严重程度导致危机出现,朝廷才开始进行严肃调查,力图找出导致通货不足的原因。
广州体制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查和平衡机制,在体制内出现裂缝时能够起到支撑作用,最终导致了该体制的崩溃。那些叫嚷着消除腐败的官员本身属于腐败群体,因此必须改变的是基本架构,但这种决定必须自上而下来自朝廷。不过彻底改弦更张会减少朝廷收入,因此在短期内更为方便的做法是纵容、掩饰、屏蔽或者干脆忽视这些问题。此外,朝廷对珠江三角洲的情况很不清楚,因此不会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革方法。
没有能力采取彻底变革的措施,加上对问题的发展程度缺乏了解,两者共同削弱了贸易的长期安全性。广州体制无法自我调整,遑论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高度内向性地关注,力图保持官僚机器的平稳运行,以致忽视了中国之外的重要变化,直至其发展为心腹大患。当时清政府缺少一种收集外国人和国际市场信息,分析这些数据以确定信息的重要性并适当地做出反应的管理架构,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崩溃。 -
广州贸易是近代“全球“经济崛起的最重要贡献者之一。从1700年到1842年,外国对茶和瓷器的需求持续增长,中国为满足这种需求不断增加供应,随着茶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更加一体化:随着投资资本以不断增加的趋势流人中国,国际金融结构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全球白银商品流动的结构化更加明显,全球商业也变得更加规范。更高度的一致性反过来有助于降低风险,从而增加利润并使成本更易于评估。随着成本
的稳定和利润的增长,国际贸易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离散的商业网络日益一体化,散商发明了越来越多的方式来填补国际市场供需之间的空自(合法和非法贸易两者均有)。同时他们学会了在大型贸易断权对其施加限制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商业操作。对大公司来说,它们需要我到控制和利用商来惠及自己生意的方法。散商受到鼓动将连禁品走私进中国,这有助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贸易。随着国际贸易变得更加规范,每个港口的价格都广而告之,贸易的规程设定和条令被明确地确立下来,自由贸易更加可能,散商逐渐取代了大型垄断机构。这种全球面业中降低风险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与中国茶叶贸易的增长直接相关的。
正如我们所见,条时贸品在强大程度上依赖白银,因此鸦片贸易的同步发展有着大的推动力,别片是在中国唯一可以轻松换取白银的商品。随着茶叶贸易越来越依赖鸦片收入,默许纵容而不是禁止鸦片走私就与粤海关监管的利益密切相关了,随着清朝行政机构中的腐败常规化,粤海关监督对贸易的控制越来越受到成静,资金和权力从中央管理架构中被抽走并反过来制弱了中央管理。 -
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和广州的帆船贸易，对中外贸易至关重要，这些内容必须包含在任何有关广州对外贸易史的研究中。18世纪60年代帆船出口量占广州贸易总量25%,澳门贸易又占10%,其他较小的东印度公司占34%,但在历史著述中却很少提及帆船贸易和澳门贸易。
许多广州帆船上装运的货物是用来制造包装箱和打包出口产品的。澳门的进出口贸易很多实际上是广州市场的直接延伸。将货物运送到澳门然后将之“走私”或转运到上游所占的优势,对广州的价格形成了持续压力,也保持了贸易的竞争性。随着走私窝点的出现,澳门越来越难与这些窝点竞争,最终只好把贸易让给了这些地方。
中国人支付的利率与外国人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广州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人控制。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私人贷款会影响商品的最终价格,促使一些公司禁止其员工卷入资本市场。中国帆船和葡萄牙船只的私人贸易也影响了最终价格。即使是最著名的商人也经常从外国债权人处获得贷款并支付很高利率,证明没有更便宜的其他资金可用。18世纪60年代,行商承认外国人对他们的资本有更多的保护,19世纪30年代行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为其贸易贷款。
中国人经常以18%-36%的年利率借款(或者每月1.5%~3%的利率),以每次航程40%的利率获取帆船洋利。面外国人可以从其他外国人那里以10%-15%的年利率(或每月1%-1.25%的利率)借入相同的资金,
然后再转手将钱借贷给中国人,以赚取丰厚利息。 -
广州拥有一个活跃的私人资本市场,而且这个资本市场只受到习惯做法和市场供求的限制。根据大清夷务管理条例,中国人不得向外国人借贷有些外国公司也禁止其职员向中国人贷款,但这些限制并不妨碍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交易通常是私底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些资本交易,贸易的增长会受到很大阻碍。
一些欧洲贸易公司的官员担心如果允许公司职员私下投资贸易,可能会对公司的贸易价格和条款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中国商人获得了外国人提供的优惠私人贷款,他们也许会同意降低货物价格或加大货物数量。虽然这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公司的利润,但这种交易造成的长期弊端远远超过了其短期优势。
中国商人可以说服外国公司职员,在私人贸易中给他们更好的价格和更优质的产品,或者给他们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或者给他们提供为公司签约的每件商品的回扣,让他们以更高价格接受公司出口货物,或者接受不太理想的公司出口货物。欧洲公司的官员非常注重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指示在船只离开黄埔之前,公司职员必须严格审查船长、大班及所有船员的私人箱子。私人贸易是允许的,但通常都对其采取严密监测和监管的措施,以免公司利益受损。 -
另一方面,18世纪和19世纪初,尽管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但鸦片在许多港口并不是非法货物,这使得鸦片贩子能够使其贸易合理化。众所周知有两套规则规范中国商业:一套是官方政策,另一套是地方实践。清政府要严格禁止鸦片,需要两套规则得到统一,但这种情况直到1835年才发生。
在公司官员心中,茶和瓷器贸易太重要了,以致不能允许因白银短缺而减少或放弃。广州或珠江三角洲一带没有足够的威慑力来阻止散商或政府官员从走私贩运中获利,因此白银的供求压力刺激了鸦片贸易的不断扩大。通过这种方式非法鸦片贸易的增长与合法茶叶贸易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对大米的优惠待遇也推动了违禁品的进口。珠江三角洲的走私贩子可以通过在伶仃岛购入大米来规避黄埔的高额费用。在广州销售大米获得利
润后,他们可以购买回程货物以支付他们的返航费用。所有这些因素都有
助于维持鸦片价格的竞争力。
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交织在一起,中国各阶层都愿意接纳走私贩子官员收取好处费和高抬贵手的实践相一致,商人需要大量白银以换取茶叶等,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鸦片贸易的蓬勃发展。由于非法贸易能支撑合法贸易,非法贸易很容易调整或至少可以容忍。因此,清朝政府在1835年之前打击走私活动的努力总是显得太少也太晚,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