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今天提供给中学生的东西,是一种比野心还要过分的要求。而且它所包含的变更会给学生的出路造成直接的影响。文学的目的是人类生存环境本身,阅读文学和理解文学的人,不是要变成分析文学的一个专家,而是要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行家里手。数千年来,伟大的作家们以此为己任。沉浸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理解人类行为与激情来说,那是何等美好的导引呢?而这对于建立在人类关系之上的所有职业来讲,是多么好的准备工作啊?如果这样理解文学和指导教学,那对于未来的法学或政治学大学生,未来的社会工作者或介入心理治疗者,未来的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是何等宝贵的帮助啊?有索福克勒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为师,难道不是在利用一种特别的教育吗?人们难道没有看到对于一个将要操持专业的未来的大夫,更多的应该向其本行老师学习,而非求教于当今决定其命运的数学会考吗?因而,文学研修在人文学科中,在事件和观念史旁边找得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些学科都从作品与学说中,在政治行动与社会变动中,在民众生活与个体生存中汲取营养,同时也推进了思想。

这样的文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仅为了复制语文教师。如果人们接受这个目的,就很容易在应该如何做的精神方面达成一致:应该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容纳进人与人之间的伟大对话中来,那是人类从蒙昧时代就开始而且我们每个人无论多么渺小但都参与其中的对话。保尔·贝尼舒说过:“正是在这种永不穷竭的成功的跨时空交流中,文学普适性的意义得以肯定。
”向新生代传承这笔脆弱的遗产,传导这些有助于活得好的话语的任务就落在我们这些成年人身上。

然而,乔治·桑真正的批评别有所在:她之惋惜,并
非福楼拜在他的作品中缺席,而是其出席的性质。她热爱并且欣赏自己的朋友;可是她在他的著作中看不到她认识的他。“从你的头脑和心灵中汲取积蓄的观念和情感吧。你生命中所有的情感、爱心和质朴迷人的善意,都证实你是最可信的独特的存在。可是,一旦你操持起文学来,我不知为什么,你想成为另一个人。”总之她所指责于他的是,他没有在作品中为他这样的人留下位置,因而也没有生产出一幅忠实于社会的画卷。乔治·桑首先要求关涉的也是真,而不是善。文学的目的是表现人类存在;但是人类也包括作者与读者。“您不能把自己从这种注视中抽象出去;因为人,就是您,而人们就是读者。无论您怎么做,您的叙事是您与读者之间的一种聊天。”叙事必定是镶嵌在某种对话当中的,而形形色色的人不仅是对话的对象,而且也是对话的主角。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新近的一项研究中建
议,①对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功能进行分别阐释。他回避了“真实”或“认知”等词汇的使用,以便描述文学的这个贡献。他认为,与其说文学补救我们的无知,不如说文学治疗我们自满自大幻觉的“自美癖”。在他看来,阅读小说更多地接近的是与科学、哲学或政治著作阅读所不同的经验:与其他人相遇的经验。认识新的作品人物如同结交新的社会人,其差别在于我们能够从作者的视角一举揭开每个行动的内在方面。作品人物越不像我们就越能扩展我们的视野,越能丰富我们的世界。这种内在的扩展(类似形象的绘画给予我们的视差)并不是以抽象建议的方式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描写它是那么艰难;这种扩展更多的是将我们生存方式之外的一些新的生存方式纳入我们的意识。这样一种学习没有改变我们精神的内涵,而是改变了包涵本身:与其说感受到了一些东西,不如说改变了感受机制。小说给予我们的并不是新知识,而是一种让我们与各种不同的人交往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更多地倾向于道德而非科学。折中经验的终点线不是真,而是爱,即人类关系的最高形式。

作家在形象地表达一个对象、一个事件、一个特点之时,并不强迫人们接受一个论点,而是激发读者去形成这个论点:与其说作者强加,不如说他在建议,他给读者以自由,同时激励读者变得更加活跃。通过调动词汇的使用,求助于故事、例证和具体景况,作品产生意义震颤,开动了我们的象征阐发机制,唤醒我们的联想能力,在初始触发之后,引起长久的冲击波运动。诗人的真实和世上其他表达的真实并不企求具有与科学真实同样的魅力,为了得到认可,诗人的真实需要当今和未来许多人的赞同;实际上,公众的认同是唯一能使“我爱这部作品”与这部作品讲的是真的”之间的通道合法化。反之,追求对应性真实和自我表现为一种肯定的学者话语,可以屈从于被否决或(暂时)被肯定的当下验证。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好多个世纪,没有必要询问所有国家的所有读者,去了解作者说的是否真实。过激的论证需要反论证:人们介入一种理性的辩论,而不是一直停顿于崇尚和幻想之中。这个文本的读者可以少冒一些将诱惑与正确混淆的危险。

我一点也没有像夏洛特·德尔波那样的悲惨经历。
我甚至没有经受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描述的抑郁症的折磨。可是我不能跳过诗人的名句和小说家的叙述。它们使我能够给自己的情感以形式,给自己细碎的生活之川以归整。它们让我梦想,使我为不安或失望而震颤。当我闷闷不乐之时,只能去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激情昂扬的散文,其余的一切都是那么乏味。又有一天,我发现过去仅仅是预感过的一个生活向度,但是我立刻认出就像真的一样:通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即梅什金公爵的眼睛,我看到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我与“白痴”一起,被癫痫急性发作的高烧推向彼得堡荒凉的街道上。我禁不住设问:为什么梅什金这个人类中最好的人,爱所有的人胜于爱自己的人,被逼进痴呆状况,还要被关入精神病院了却残生?
文学的作用很多。当我们深度沮丧之时,它向我们
伸出援手,把我们带向周围的其他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帮助我们活下去。这不就意味着它首先是疗救灵魂的技术;然而,作为世界的展现,它同时能够从内在方面改造我们每一个人。文学有一种待发挥的活力;但是为此就必须在更宽广更强大的意义上理解文学。直到19世纪末的欧洲,这种意义曾经占据上风,但是后来被边缘化。而今天则是一种荒诞地缩小了的文学观念节节胜利。普通读者继续在其所读作品中寻找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他有理由反对就文学讲文学或教人失望的教授、批评家和作家们。如果这位普通读者不在理,那么阅读注定会昙花一现。
就像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文学是我们所居住
的这个世界的思想和知识。文学所期求理解的现实,是非常简单的人类经验(但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比之更复杂)。因此,人们可以说但丁或塞万提斯教给我们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东西,至少与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样多。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兼容之处。这就是文学的“共同体”;但是它也有一些“特别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