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马( Evsey Domar,1970,第28-29页)在其关于农奴制和奴隶制形成原因的经典分析中,曾提出了如下问题:“为何农奴制在黑死病后的西欧并没有死灰复燃,而当时地主显然也愿意通过迫使农业劳作者接受较低生活水平来牟取利益。”他的回答是:“农奴制不可能恢复,除非地主能够高度团结一致,以共同向劳动者施压,并且除非后者既愿意也能够照前者的旨意行事。”显然,英格兰没有满足上述这些条件。虽然英格兰议会曾力图降低农民的流动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乃无效之举。至于马木留克王朝,其统治者事实上就是拥有土地的军事精英,他们自然愿意支持地主的企图,借助法律和暴力手段来维持或提高地租( Borsch,2005,第48-49页、第59~62页)。
生产部门间较低的劳动力流动,一定阻碍了埃及制造业的发展;而苛捐杂税则是制造业更沉重的负担。上述两个因素都有助于解释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制造业的衰弱现象(相对于同期的西欧制造业来说)。此外,半干旱气候致使埃及农业仰仗于灌溉系统的稳定维护;而当时埃及正备受比西欧更严重、更持久的人口危机的影响,马木留克王朝充满掠夺色彩的体制结构显然也无法满足上述需要。正如利瓦诺尼(1995)和加辛(1998)有力地证明的那样,马木留克王朝这种无视人口和产出下降而一味维持其收入的努力,导致了苏丹、老牌埃米尔与难以驾驭的新成员之间的分道扬镳和纷争乱斗,这又进而严重危及了该外来统治阶层的军事有效性和纪律性。由此可见,自黑死病之后,马木留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不管就人口和商业而言,还是在政治凝聚力和军事威力方面,都是江河日下,今不如昔。

15世纪是马六甲的全盛时期,它被视为马来港口政策的典范。港口政策这一概念由维利尔等人( Kathirithamby-Wel和 Villier,1990,第1章)提出,是指施行这一政策的当地统治者向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商人开放自己的港口。这样的政治实体坐落在江河边,可以通往内陆农耕区;同时又坐落在沿海或其附近,可以通往国际贸易要道。因此,贸易被视为供养统治精英所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该国本身也可以成为主要可出口产品的“产家”,或者充当贸易品仓库,那些外来产品都会先经由这些中转仓库,再用船转运到其他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六甲王国是室利佛逝国的后继者和新加坡的先驱,因为它当时充当的正是东南亚区域主要港口国家的角色。至于该王国的起源,则语焉不详。据说,它的最初建址是一个小渔村,建立时间在1402年前后,而缔造者是某位叫“拜里米苏拉”的人物,他自称是室利佛逝皇族的王子,出生于苏门答腊的巨港。拜里米苏拉显然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两边的地区,并与明王朝建立了外交关系,还被册封为马六甲君王。意味深长的是,1409年,郑和在第三次明朝著名大航海的途中访问了马六甲。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相对在衰落,而西欧却相对在崛起;这一对比鲜明的征候预示着曾盛行于上述贸易双方之间的传统贸易格局正在逐渐逆转( Ashtor,1983,1992,第1章)。如前所述,在这一千年的开端,欧洲出口品大多是未经加工的初级产品,间或有一两种口碑良好的加工产品,如法兰克剑;而相应要换取的则是高价位的制造品和奢侈品。然而,如今马木留克王朝辖域内的制造业却已衰落,这意味着欧洲更适合担任传统的“中心经济区域”的角色,而伊斯兰世界发现自己担任的角色越来越像是“边缘经济区域”。早在在13世纪期间,欧洲的纺织业就已经采用了自动纺纱轴、脚踏织机和水动漂洗机;而伊斯兰世界却裹足不前,未加采用。对此,阿布拉法耶( Abulafia,1987)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弗斯塔特布。这种由亚麻和羊毛混纺而成的布最初得名于弗斯塔特的亚麻制造业,而弗斯塔特曾一度是该产品在地中海世界的主要供应者;可如今,这种布的生产和出口者却是意大利。类似的进口替代现象也发生在欧洲的其他制造业中,如丝绸制造业,在进口替代之后,某国(或地区)最终将其本土产品往回出口至原先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或地区)。意大利人从叙利亚购买碱灰,以制造玻璃和肥皂;威尼斯人的穆拉诺玻璃产业取代了叙利亚玻璃产业,成为该产业的“领头羊”。相对于伊斯兰世界,欧洲的造纸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一时期,马木留克王朝的经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点,其中之一就是种植用于出口的棉花和甘蔗(规模相对较小);但即便有这样的成功“事迹”,也还是预示了稍后会出现的伊斯兰世界与欧洲之间的殖民关系。

当然,随着人口的逐渐恢复,马尔萨斯模型预言生活水平会出现下降,而经济大体上会重新恢复到初始均衡( Findlay和 Lundahl,200)。但这一推断忽略了路径依赖在现实世界中的作用。正如赫利希(1997)在其杰作中雄辩地论证的那样,富裕的生活经历以及有产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当时控制欧洲人口的力量主要是“预防性抑制”，这正好与黑死病危机之后随即发生的“积极抑制”形成鲜明对比（积极抑制和预防性抑制都是马尔萨斯模型的术语，指抑制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力量，其中前者是通过增加人口死亡率来减少现存人口，如饥荒、疾病和战争；后者是通过限制出生人数来控制人口增长，如晚婚、避孕、流产、杀婴和节欲。—译注）；如果这转化为女性晚婚的实际行为，那么欧洲人口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同时生活质量又不会下滑至初始水平。此外，他还认为，当时，劳动力稀缺推动了技术革新，其标志性事物就是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机，与以抄写为基础的传统方法相比，它能更有效地满足人们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第50页）。赫利希眼中另一个节省劳动力的技术革新是火器，它的使用无形中节省了供养相对昂贵的士兵所需的资金（第51页）。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远途贸易追使西欧商人直面各种精密复杂的金融实务,但同时也激励他们自觉釆用这样的金融实务。因此,这场商业革命不仅涉及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活动,而且还与正在猛增的欧洲内部贸易(我们在第二章已描述过)有关,它刺激欧洲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革新,其中不仅有我们在前文已提到的汇票,而且还包括存款银行、保险以及“商业和银行会计,它逐渐由杂乱无序的便笺式记录演进为将贷方和借方分列的记录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严格精确的复式记账法”(同上,第107页)。不管是工业还是农业,其专业化程度都因当时欧洲内部的商业发展而得到了提升,进而对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城镇专门从事产品制造和商品交换,以换取进口的食物( Rosenberg和 Birdzell,1986,第78~80页)。就这样,“原先在欧洲人日常生活中被视为芥末小事的商业活动,如今却一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并且还成为经济进步的强大驱动力”( Lopez,1967,第126页;另请参见 Greif,2006,第2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