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助理被一个巴基斯坦男人请去吃午餐(一个她本应拒绝的邀请),结果那个男人吻了她,她震惊了;还有一位助理不幸与一位巴基斯坦男性握了手,后来长期收到一系列电子邮件,里面全是他对她至死不渝的爱恋。因此, Amy Liang在之前的访问中给我研究助理Mage善意的警告,在实际生活中一点也不夸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现象:相对于香港,某些非洲社会的性观念比较开放,人们更加直接地追求伴侣;但是在诸如巴基斯坦等保守派穆斯林国家,一旦女性听到男人说话后微笑了,或者更甚,居然还跟他握手,就可能表示出她喜欢那个男人。我的女性研究助理在重庆大厦一般比较安全,但有时却遇上令人不安的事情。曾有一位助理恼羞成怒地告诉我:“难道重庆大厦里每一个男人脑子里只有性吗?”我后来明白聘请女性研究助理要格外小心,因为她们有可能受侵犯。

在全球各地,商品流通路径能超越政府掌控,到达令人讶异的地方。......而在香港,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管。
香港一直以来被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时报》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其经济发展最不受政府官僚掌控。不过香港自由经济之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地产商和其他商业巨头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然而,自由经济确实一直是香港的主流价值观。

从一个更加微观的角度来看,身在非洲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拥有资金和规模的优势,很可能会渐渐取代来中国的非洲人。当非洲最后完全融入全球环境的时候,也许不再需要非洲商人来往于非洲与中国之间。但就现在而言,这些商人如同驼队,或昔时的商船(当然现在迅速很多),把中国制造的全球商品带回祖国。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令发展中世界全球化的马可·波罗。

避难者非法打工,那么这人在香港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还能汇钱给家人、支持家人和建立未来的居所,而且这个人也可以忙于处理新事物。那些守原则(或懒惰)不愿意工作的人们没有此类机会。总而言之,成为一名遵纪守法的避难者是一个可怕的命运,违反规则也许会带来还算不错的新生活特别是对于那些可以做私有贸易经纪人,或做生意的精明人士来说。
当然,对于避难者和重庆大厦中的其他人来说,法律的制订是为了受到遵从,只要一个人不贪心或不明显藐视法律,就不会被捉拿,这正是重庆大厦的规则,正如我们在此章节可见。我认识的一些避难者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因为非法移民身份触犯法律而被监禁,他们却是重庆大厦中少数认为应该完全遵守法律的人。
这就是最后的矛盾,即遵守法律,这些避难者不仅是重庆大厦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弃儿。

这座被评为“全球化最佳案例”的大厦，收容的住客来自一百多个不同国家,这些住客在这座“小联合国”如何互动,亦可成为一个“另类联合国“的田野调查。虽然重庆大厦就在香港的闹市中心,但内部运作自有其规律，和尖少咀仿佛属于两个世界,成了特区中的特区。在重庆大厦活动的人，缩影了三千宇宙，那些寻求护的人,各有其传奇出处；慕名而来找康价旅馆的游客，会发现香港对第三世界最包容的地方;依靠重庆大厦地下经济生存的异乡人，则往往有着比狮子山下更励志的故事。这些背景，令不同学科近年都对“重庆大厦学”趋之若鹜,令这座大厦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后,得到另一个身份被重构的契机。
——沈旭辉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暨全球研究课程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