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行为经济学课程关注三类现象:(1)稀缺性,(2)不确定性,(3)复杂性。
以往两百年的经济研究,直到1950年代,仍主要是为了缓解人类面临的各种稀缺性。
从1950年代开始,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与判断渐成显学,并由此而有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挑战。从1990年代开始,复杂现象(相互依赖性足够强烈就称为“复杂”)对经济学构成的挑战,是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契机。因此,仅从现象层面考察经济学两百年的发展,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不仅关注“稀缺性”,也不仅关注“不确定性”,而且关注“复杂性”。

行为经济学家萨勒2005年的一篇文章里早已指出过的,他列出了行为经济学的四项基本假设:(1) 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的理性能力);(2) bounded selfishness(有限的自私程度);(3) boundedwill-power(有限的意志力);(4) bounded resources(有的资源)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一完备的理性能力、无限的自私程度、无限的意志力、有限的资源,不妨被视为上述四项行为经济学假设的特例。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我最常引用的两
篇文献,其一是西蒙( Herbert A. Simon)在1955年发表
的“理性选择的行为学模型”,其二是海纳( Ronald heiner)
983年发表的“可预期行为的起源”。这两篇文献提供了基本的关于有限理性的思想,这些思想对我理解和运用行为经济学于一切可能的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启发。
关于行为经济学的“有限自私”假设,我最关注的是哈
佛大学的演化生物学和种群动力学理论家诺瓦克( Martin a.Nowak)自2000年至2014年在广泛领域内发表的几十篇研究报告—它们都试图解答这一核心问题:“合作为何可能?”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五,为生物本能提供了解释。
守旧到极致,那些在多少世代里被遵守的规则就成为“本能”。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六,解释心理学家所说的“印记唤醒”—行为主体受到微弱暗示即可对某些事情产生警觉。从特定的暗示到特定的警觉,其实就是认知规则或成见。
海纳模型的寓意之七,他认为可以解释库恩( Thomas s.
Kuhn)所说的“科学研究范式”。科学家群体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研究范式,哪怕已出现大量令人信服的反例。这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不确定性,从而,幸存的研究方法不应被轻易放弃。不过,同样根据海纳模型可以推断,只要反例积累到足够的程度以致既有的认知偏见能够被逾越,科学家们将突然同时转换他们的研究范式。这样的突然同时发生的态度转变,引出海纳模型的寓意之八一—不确定性引发的社会判断之共识。显然,共识也是一种认知的成见,当它成为社会判断时,就是许多社会成员共有的认知
成见。典型的社会判断的共识,就是正义感。建立“前景理论”在行为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与另外两名重要作者联名发表文章，援引诸多实验报告,建议将正义问题引入经济学研究。后来,桑塔菲研究院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在全球范围主持的15个小型人类社会的“最后通牒”实验,最终确立了正义间题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海纳模型的其他寓意,由他自己写在1983年文章的其余4节里,此处不赘。

拉宾图示分析了著名的“门票”故事—假设你邀请女友乘车从北京大学到国家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是:(1)你在网上购买的门票在公交车上丢失了;(2)你在公交车上丢失了准备买门票的钱。
请问,你愿意在歌剧院门口的票房买两张门票吗?
门票故事里的两种情形,在新古典经济学里通常被归入
不会影响决策的“沉降成本”—所谓“碎瓶不顾”,已经碎
了的瓶子为什么还要回头顾看呢?可是,在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里,如果参照点改变—在这里就是“心理账户”的改变,完全可能影响决策。实验结果表明,统计显著地,当情形(1)发生时,你不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这两张门票的代价在你的心理账户里是已支付了的;而当情形(2)发生时,你更愿意买两张新的门票——因为你丢失的是钱而不是门票,所以在你的心理账户里这两张门票还没有支付代价。
通常用于刻画“前景理论”显示的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者想象中的以不同概率水平出现的事件的重要性(权重)与事件的客观概率之间的关系。如图示,人们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的权重—即给予客观概率很小的各种事件过高的(超过客观概率的)重要性感受,同时倾向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各种事件的权重。典型地,买彩票的人倾向于高估
中彩的概率。另一方面,吸烟有害健康,这是概率很高的提
醒,可以认为是大概率事件,但人们普遍低估这一事件的重
要性。对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贝克尔有一个猜测:当人们想不清楚未来事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将小概率负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严重,并且将小概率正面事件的后果想象得更美好。对于低估大概率和中等概率的事件,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习惯”—这些事件经常发生,于是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件前述“韦伯一费希纳”关于刺激强度的边际效应递减律意味着,习以为常的事件留给我们的印象、强度是边际递减的,于是我们倾向于低估它们的重要性。

除了斯坦利指出的两大天然抑制因素之外,一个社会是
否可能建立其他的收入分配幂律倾向的抑制机制?当然,那
就是去年风靡世界的明星经济学家皮凯蒂( 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富人课征税率6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
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税率“不现实”。
因为,一个社会面对的最重要的权衡,如上述,是效率原则与稳定原则之间的权衡。如果对个人收入征收税率如此高的所得税,还有谁愿意创造收入呢?换句话说,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实现稳定原则,社会将怎样维持效率原则呢?道理很简单,网络政治经济学第一原理,无非是以往经济学家所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伟大权衡”在网络时代的翻版。
这就再次应了那句老话每委”本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它将反复出现,犹如条条道路通向罗马。

至此,我写完了这本小册子。
附:
包刚升:天津爆炸的事情已经讨论很久了,各种信息满天飞,一团浆糊。我感兴趣的是:人类已有的知识(包括科学的、制度的和管理的知识)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吗?人类已有的知识不足以降低类似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吗?如果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还可以进一步问:我们的整个社会系统能从中学习而有所改进吗?
汪丁丁:这是复杂社会的固有问题,就是我转发的王烁的那篇火线评论。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就必须成为复杂社会。可是中国太腐败,处处掉链子。分工发达之后,很难避免掉链子。但是不那么腐败的社会,例如西方的民主社会,有冗余度可以利用。天津爆炸是小概率事件,但我们在数学系有一句名言: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如果社会官僚化严重,例如中国,官僚体制对这些小概率事件完全丧失敏感性,当然也就很难想象有任何冗余度。这时,只需要不断重复掉链子,迟早可以导致任何小概率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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