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聚焦于明清嬗代之际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王汎森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定价:95
  • ISBN:7301261489
对于士大夫自我禁制、自我删窜问题的探讨,应该挣脱旧格局的限制,不应只将眼光放在禁书目录上。事实上禁书目录有其局限性,许多犯禁讳的书根本不曾广泛流通,所以也不可能列名目录。有些书始终以抄本方式存在,故不曾被注意。有些刊刻之后也因流传不广而未遭禁。更重要的是一般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禁书目录,官方也始终未曾编出一本完完整整的目录。所以,尺度是在人们的心中。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无限猜测、扩张,也自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删焚,不管它们是不是在禁书目录上。
斯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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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0-09-1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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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有一大批官员发起了祭拜顾炎武的活动,这个祠祭活动持续了七八十年。本文是以顾炎武祠的建立为引子,借《国史儒林传》成书过程,重新检讨嘉、道年间思想文化历史中,顾炎武乃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是如何形成的;同时也讨论了在形成顾炎武崇拜的过程中,士大夫圈如何编织了一个似有若无的“全神堂”。而官方功令、政治忌讳之逐步松弛与士人世界相应的变化,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社会几种力量互相交织、转变的情形。

为什么选择一种祭拜仪式作为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入口?人类学家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1926-2006)认为“文化”有部分是由一批模块或格式所组成。人们用它们来理解、诠释社会经验,人们也用它们来表演自己给自己看的仪式。维持这些模块、格式的稳定而又能表达个别之意思,是维持一个社会或文化秩序稳定的要素。人们往往透过对套语、格式的再现,及在其中所作的细微改变,来说出自己的语言,其情形
如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 Natalie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 century france)中所说的,犯人大多不识字,大多是由他人代为撰写认罪书( Pardon tale),而认罪书有定的故事模式,所以犯人们是用一些原先即已存在的故事模式在认罪,并乞求宽恕)。
少年奥卡 //这跟梁萧说妓女表达她们的故事都是通过官方话语是一个意思。所以梁萧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她通过文本的叙述来找当时的文本是怎样来描述这类人的,而不是这类人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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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7-12-2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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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思想中去形上化的倾向表现了几种特色。首先,他们不再静坐冥想、不再求本体,同时他们也发现在静中培养出的本体常常会在行动时出差错。接着,他们关照现实的社会人生,不再以形上玄远的追求为最高目标。他们并非不再谈理,但却不好谈形上的天理。正因为眼光是从超越形上的世界重新放在现实的社会人生,而现实的社会人生是包罗万象的,所以他们不再一味追求宰制一切的理,而将注意力放在“万殊”的世界,直面正视现实人生的实践,着重目用常行。因为他们不再戴着形上的眼镜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在对自然、对事物的观察与理解上,都有新的发展。

既然讲究现实社会人生,他们也就特别注重礼乐兵农制度等实实在在、与现实政治社会人生有关的东西,从而在研究先秦古典时,也是以这方面的事实为主要的范围。我们固然不可以说,宋明理学心性论与政治无关,但前者毕竟处于优先地位,而在“去形上化”的思潮下,政治却优先于道德修养。即使是讲道德修养,也是将人群之间的伦常道德置于个人的心性之先,将客观的人伦规范置于主观的道德之前。

“去形上化”的倾向表现为重视事实、重视实践,以“四书”讲论为中心的“义”,被讲事实的“五经”所取代,对于“五经”中的历史事实的考证成为一个主流。

然而,形上玄远之学的消逝,却也使得宋明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逐渐渺于无形,超越的、理想的、批判的道德形上力量不再具有支配性,对清代士大夫的思想与行为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少年奥卡 //第一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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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0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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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清初礼教的复兴在种族方面的可能意涵。明亡之时殉难之人有一些遗命以古礼殓葬的例子,说明当时确有人希望以古礼来维持其汉族的文化认同(0。顺治二年(1645)南京陷落,清廷下令薙发时,桐城医者杨案山急急忙忙为其子行冠礼,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00。前面提到当浙江张履祥到处宣扬恢复古礼时,他的同乡便说张氏及其同志是“不降社”(0,就是认为他们是借提倡古礼来与新成立的清政府划清界限。张氏虽然并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当时人的观感确实也值得玩味。

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复兴古礼的潜在动机之一是重新发掘、创造一套属于汉人的古代礼仪,把自己和满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我的认同,这种心理可能是存在着的。在乾隆年间,朝鲜使者朴趾源(1737-1805)的《热河日记》中记载着朴氏与一位王秀才的对话,朴氏问为何当时妇女缠裹小脚时,王秀才回答说“耻混鞑女”(00。这个回答颇能反映当时人们把自己习俗文化的一些独特之处刻意突出,或解释成维持一种不能明白说出的深层的种族认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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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1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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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要谈的是一个传统中国的常态,但是在清代有增无已:在长期政治压力下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文化无主体性”。
这个命题应该仔细分疏,一方面是文化太容易受国家威权的支配一方面是这种支配往往带着任意性,所以猜测、恐惧,导致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难以发展出特定的文化主体性,而是随幡而动,看似多彩多姿,但却有如流行性感冒的症状,要来挡不住,要去留不住。我的观察是国家不干涉你时,或国家不干涉的范域中人们的文化活动可以非常繁华、非常绚丽,可是当国家要来干涉时,往往变得毫无主体性。公共意见( public opinion)、民间社会、士大夫文化难以发展成一种制衡力量。
另外一种现象是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巨大的恐慌感使得人们自觉地将官方政策或对官方政策之想象内化为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要小心地看守着自己不要触犯它,官方不必直接管束每个人,而是人们自动管制自己,使得人们自发地使自己的私人领域官方化、政治化。这个现象的另一面是私性的文化与政治。
虽然有灿烂的逸乐、有多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但它们的根本性质却是私性的,留有一个领域不去触碰,或是留有一个领域不使它具有公共性,或是不想碰触更高层次的反思,或是不以公共讨论的方式来处理政治相关的议题。
私性政治”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对官方的评论或彼此的敌对与倾轧随时都可能被无限上纲、转换成思想问题,人们因为害怕惹祸而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或防止他人以公开方式讨论政治,所以面临政治的议题时,也常常倾向于将它私化或隐匿,转译成别的方式处理。
斯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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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0-09-2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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